心识百科 | 意识（完整版）

*本文翻译自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 "Consciousness" (Winter 2021 Edition), 作者是Van Gulick, Rober

意识 | consciousness

在心智（mind）的各个方面，或许没有什么比「意识」和对自我与世界的「有意识体验」更令人熟悉也更令人困惑的了。意识问题可以说是目前关于心智理论化的核心问题。尽管并没有任何公认的意识理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要充分说明心智，就必须清楚地了解意识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我们需要了解意识是什么，以及它与现实中其他非意识方面的关系。

1. 「意识」问题的历史 | History of the issue

只要有人类存在，人们就可能一直追问关于意识的本质的问题。新石器时代的丧葬方式似乎传达了某种精神信仰，并提供了关于人类意识本质的早期思考证据 （Pearson 1999, Clark & Riel-Salvatore 2001）。前文字文化（Preliterate cultures）也总是接受某种形式的「精神」的存在或至少持有「万物有灵论」（animist）的观点，这表明古人对意识的本质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认为，我们今天所知晓的「意识」有一段相对较新的历史，它是在荷马史诗时代之后的某个时候产生的（Jaynes 1974）。根据这种观点，早期的人类（包括那些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人），并没有把自己体验为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内部主体，至少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感知思想与行为。还有人声称，即使在古典时代（480-323 BCE），古希腊语中也没有与「意识」相对应的词（Wilkes 1984, 1988, 1995）。尽管古人对「精神问题」（mental matters）有诸多论述，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意识」有任何具体的概念或关注。

尽管「consciousness」和「conscience」 这两个词在今天的使用方式截然不同，但宗教改革对于后者作为真理的内在来源的强调，很可能在现代反思性自我观的内向转向中发挥了一些作用。1600年登上舞台的哈姆雷特已经在用深刻的现代眼光看待世界和自我。

到了17世纪现代早期，意识已经完全成为了思考心智的中心。事实上，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意识被广泛认为是精神的基本或决定性因素。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用反思性意识（reflexive consciousness）或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来定义思想（pensée）的概念本身。他在《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1640）中写道：

后来，在17世纪末，洛克（John Locke）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1688）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稍有保留的主张：

洛克明确发誓不对意识的实质基础及其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作出任何假设，但他显然认为意识对思想以及个体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至关重要。

与洛克同时代的莱布尼兹（G.W. Leibniz）从他关于微分和积分的数学工作中汲取了灵感，在《形而上学论》（Discourse on Metaphysics，1686）中提出了一种心智理论，允许有无限多的意识程度，甚至可能有一些思想是无意识的，即所谓的「小感知」（petites perceptions）。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明确区分感知觉（perception）和统觉（apperception）的人，即大致区分觉察和自我觉察。在《一元论》（Monadology ，1720）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磨坊比喻（Leibniz’mill），以表明意识不可能从单纯的物质中产生。他要求读者想象有人走过一个扩大的大脑，就像走过一个磨坊一样，在磨坊里可以观察到所有机械操作，莱布尼茨认为，这已经穷尽了它的物理性质。因此他断言，这样的观察者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有意识的思想。

尽管莱布尼茨认识到了无意识思维的可能性，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思想和意识的领域大多依旧被认为是差不多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无论是洛克还是18世纪后期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1739）或是19世纪的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1829）所追求的，都是发现有意识的思想/观念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的原则。詹姆斯·米尔的儿子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继续了父亲在联想主义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思想的组合可能产生超出其组成心理部分的结果，从而提出了一个早期的心理涌现模型（model of mental emergence，1865）。

康德（Immanuel Kant，1787）在18世纪末对纯粹的联想主义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对经验和现象意识的充分说明需要一个更丰富的心理和意向组织结构。康德认为，现象意识不应该仅仅是一系列相关的观念，而至少必须是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体验，这种自我体验位于一个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方面结构化的客观世界中。

在英美世界中，联想主义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在德国以及欧洲范围内，人们对更大的经验结构更感兴趣，这部分导致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1913, 192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27）、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45）等人对现象学的研究，他们将对意识的研究扩展到社会、身体和人际的领域。

在19世纪中叶，现代科学心理学萌芽时，心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等同于意识，内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s）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如冯特（Wilhelm Wundt，1897）、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97）、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和铁钦纳（Alfred Titchener，1901）的工作。然而，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正如赫胥黎（T. H. Huxley，1866）的名言所说：

20世纪初，意识在科学心理学中黯然失色，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Watson 1924; Skinner 1953），在美国尤为如此。而格式塔心理学等运动则使意识成为欧洲持续关注的科学问题（Köhler 1929; Köffka 1935）。20世纪60年代，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及其对信息加工和内部心理过程模型的强调，行为主义的控制力有所减弱（Neisser 1965; Gardiner 1985）。然而，尽管学界重新强调了对记忆、感知和语言理解等认知能力的解释，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意识仍然基本上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意识的性质和基础的科学与哲学研究出现了重大的复苏（Baars 1988; Dennett 1991; Penrose 1989, 1994; Crick 1994; Lycan 1987, 1996; Chalmers 1996）。意识一旦重新被讨论，相关研究就迅速扩散，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专业期刊（The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Psyche）、意识专业协会「意识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 ess，ASSC）和意识研究年会「意识科学」（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也随之出现。

2. 意识的概念 |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和「consciousness」这两个总括性术语涵盖了各种心理现象。两者都具有多重含义，形容词「conscious」在其自身的范围内也是异质的，既适用于整个生物体——生物意识（creature consciousness），也适用于特定的心理状态和过程——状态意识（state consciousness）。

（Rosenthal 1986, Gennaro 1995, Carruthers 2000）

动物、人或者其他认知系统在多种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有意识的。

知觉（Sentience）。在一般意义上，一个「有意识的」生物可能只是一个「有知觉的」生物，一个能够感知并响应其世界的生物（Armstrong 1981）。在这个意义上，有意识可能是有程度的，那至于究竟什么样的感知能力是足够的，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从这相关方面看，鱼类有意识吗？虾、蜜蜂等又是否有意识？

觉醒（Wakefulness）。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要求有机体实际上正在行使某种能力，而不仅仅是具有这样的能力或倾向。因此，只有当个体是清醒的（awake）和正常警觉的（alert）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算作是有意识的。在这个意义上，生物体在睡着或处于任何更深层次的昏迷状态时，都不能算作有意识。同样，觉醒的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并且可能涉及中间情况。例如，一个人在做梦、被催眠或处于神游状态（fugue state）时，是否具有相关的意识？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第三种意义更加严苛，它认为有意识的生物不仅是有意识的，而且可以意识到自己有意识，从而将生物意识视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Carruthers 2000）。自我意识的要求可能会由各种方式得到解释，哪些生物在相关意义上有资格成为有意识的生物也将相应地有所不同。如果它被认为涉及明确的概念性自我意识，那么许多动物甚至人类幼儿可能都不符合条件，但如果只要求更基本的内隐形式的自我意识，那么更广泛的非语言生物（nonlinguistic creatures）都可能算作拥有自我意识。

感受如何（What it is like）。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1974）著名的「感受如何」标准旨在寻找作为有意识生物体的另一个或许更主观的概念。根据内格尔的说法，如果有可以回答「感受如何」的生物，即其可以从精神或经验的角度以某种主观的方式去看待世界，那么该生物就是有意识的。在内格尔的例子中，蝙蝠是有意识的，因为对于蝙蝠来说，它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感官去体验它的世界，尽管从我们人类的视角来看，我们无法从蝙蝠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意识模式是什么样的。

意识状态的主体（Subject of conscious states）。第五种意义是用意识状态来定义有意识生物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首先定义什么使心理状态成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然后以拥有这种状态来定义有意识的生物。一个人对有意识生物体的概念将取决于他对有意识状态的具体描述（详见词条「2.2 状态意识」 ）。

及物意识（Transitive Consciousness）。除了在这些不同的意义上将生物描述为有意识的，还有一些相关的意义，在这些意义上生物被描述为对各种事物有意识。这种区别有时被标记为意识的及物（transitive）和非及物（intransitive）概念之间的区别，前者涉及意识所指向的对象（Rosenthal 1986）。

有意识心理状态的概念也有各种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六种主要含义：

意识到的状态（States one is aware of）。在一种常见的解读中，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只是一个人意识到的自己所处于的心理状态（Rosenthal 1986, 1996）。在这个意义上，有意识状态涉及一种元心理（meta-mentality）或元意向性（meta-intentionality）的形式，因为它们需要的心理状态本身就是关于心理状态的。例如，有意识地渴望喝一杯咖啡，就是在有这样的欲望的同时，也直接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无意识的想法和欲望只是那些我们有而不知道自己有的想法和欲望，无论这种「缺乏自知之明」是由于简单的注意不集中还是由于某些更深层的需要精神分析的原因。

质性状态（Qualitative states）。「状态」可以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同的、更定性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状态具有或涉及经常被称为「感受质（Qualia）」(Qualia 通常指代我们心理世界中的内省可达的、现象学的方面，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Qualia」词条）或「原始感觉」的那种定性的/经验的属性，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有意识的。一个人对他正在喝的红酒或他正观察的布料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就算作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因为它涉及各种感受质，例如，品味红酒时的味觉感受质和看布料时的颜色感受质。对于这种感受质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分歧（Churchland 1985, Shoemaker 1990, Clark 1993, Chalmers 1996），甚至对于它们是否存在也有分歧。传统上，感受质被认为是「经验」的内在、私人、不可言说的一元特征，但目前关于感受质的理论往往至少拒绝了其中的一些说法（Dennett 1990）。

现象状态（Phenomenal states）。这种感受质有时被称为现象属性，而与之相关的意识则被称为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但后者也许更适用于经验的整体结构，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感受质。意识的现象结构也包含了我们对世界和我们自己作为其中的代理的经验的大部分空间、时间和概念组织（后续在词条「4.3 现象结构」中会进行介绍）。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最好区分「现象意识」和「质性意识」的概念，尽管它们无疑是重叠的。

「感受如何」状态（What-it-is-like states）。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意识都与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1974）的有意识生物体的概念相联系，因为如果有某种东西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我们就可以在 「感受如何」的意义上把一种心理状态算作有意识的。内格尔的标准可以被理解为旨在提供一个第一人称或内部的概念，说明是什么使一个状态成为现象的或质性的状态。

取用意识（Access consciousness）。「状态」可能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同的取用意义（access sense）上是有意识的，这与心智内部的关系（intra-mental relations）更加有关。在这一方面，一个状态的有意识性是它能否与其他状态互动的可用性问题，以及个体对其中内容取用的问题。在这种更具功能性的意义上，这就相当于 Ned Block（1995）所说的「取用意识」，一个视觉状态的有意识性与其说是它是否具有定性的「感受如何」问题，不如说是它和它所携带的视觉信息是否可以被有机体普遍使用和指导的问题。只要处于该状态的信息能够丰富而灵活地提供给包含它的有机体，那么它在相关方面就算作是一种意识状态，无论它是否具有内格尔意义上的任何质性或现象的感觉。

叙事意识（Narrative consciousness）。「状态」也可以被看作是叙事意义上有意识的，这就需要「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概念，即被视为从实际自我或仅仅是虚拟自我（virtual self）的角度对情节进行或多或少的连续叙述。这个想法是把人的「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等同于那些「意识流中的心理状态」（Dennett 1991, 1992）。

尽管这六个关于意识状态的概念可以被独立地定义，但它们显然存在潜在的联系，也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定义。在构建联系时，人们可能会说，状态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它们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意识流中，从而在意识状态的第一个元心智概念（meta-mental notion）与意识流或叙事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人们可以将取用概念与质性/现象概念联系起来，以试图表明，以这些方式表征的意识状态符合取用概念中的要求，其中的内容是广泛可用的。

为了超越这六种定义，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取用关系，还可以诉诸于内部心理动态和互动的各个方面来区分有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例如，有意识状态可能表现出更丰富的、内容敏感的互动或受到更灵活的目的性指导，这与思想的自我意识控制有关。或者，我们可以尝试用有意识生物体来定义有意识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作为有意识的生物或者甚至是有意识的自我是什么做出一些说明，然后用作为这种生物或系统的状态来定义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概念，这将是前文中用有意识心理状态来定义有意识生物的一个反例。

2.3. 意识作为一个实体 | Consciousness as an entity

名词「意识（consciousness）」也同样有多种的含义，与形容词「有意识的（conscious）」一致。我们可以在生物意识和状态意识之间，以及在每一种意识的种类之间做出区分。人们可以具体指代现象意识、取用意识、反身意识（reflexive consciousness）或元心理意识（meta-mental consciousness），以及其他种类的叙事意识。

在这里，「意识」本身通常不被视为一个实在性的实体，而仅仅是对「有意识的」这个形容词的相关用法所赋予的任何属性的抽象具体化（abstract reification）。（例如，）取用意识只是具有所需的内部取用关系的属性，而质性意识只是当「意识」在质性的意义上应用于心理状态时被赋予的属性。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意识本身的本体论地位，将取决于一个人在共相问题（Problem of Universals）中具有多大程度的柏拉图主义倾向（详见斯坦福哲学词典「The Medieval Problem of Universals」词条）。它不需要让人把意识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就像人们使用 「方形」、「红色」或「温柔的」这些词的时候，也不需要把它们作为存在的独特实体一样。

尽管这不是标准，但人们仍然可以采取更坚定的实在论观点：将意识视为现实（reality）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认为相比生命（life），意识与电磁场具有更同等的地位。

自从活力论（vitalism）衰败后，我们不认为生命（life）本身是与生物（living things）不同的东西。生物，包括了生物体（organisms），生物体的状态、属性和部分，生物体的群落和进化谱系；而生命，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东西，不是现实的额外组成部分，也不是某种被注入生物的生命力（vital force）。我们将「有生命的（living）」和「活着的（alive）」这两个形容词正确地应用于许多事物，通过这样做，我们将生命与这些事物相联系，但是除了这些事物本身作为生物所涉及的意义和现实以外，这不具有任何意义或现实。

相比之下，电磁场被视为物理世界中真实而独立的部分。尽管有时人们可以通过诉诸其中粒子的活动来确定这种场的值，但这些场本身被视为现实的具体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粒子之间的抽象或关系集。

同样，人们可以把「意识」看作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方面，它在有意识的状态和生物中表现出来，但不仅仅是我们应用于它们的形容词「有意识的」的抽象名词化。尽管这种强烈的实在论观点目前并不十分普遍，但它们应该被纳入选择的逻辑空间内。

因此，有许多关于意识的概念，而且「意识」和「有意识的」都被广泛地使用，没有特权或规范的含义。然而，这可能是一种富有的窘境（embarrassment of riches）。意识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特征，理解它需要多样的概念工具来处理其许多不同的方面。因此，概念的多元性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只要人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意义来避免混淆，那么拥有各种概念就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概念来取用和掌握意识的所有丰富复杂性。然而，人们不应假定概念的多元性意味着指称的分歧。我们关于意识的多种概念事实上可能会指出一个统一的基本心理现象的不同方面。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 意识问题 |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理解意识的任务是一个同样多样化的项目。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心智的许多不同方面都算作有意识的，而且每个方面都对解释或建模的角度持开放态度。理解意识不仅涉及解释的多样性，而且涉及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和它们所需要的答案的多样性。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相关的问题可以被归纳在三个粗略的标准下：即关于「什么（What）」、「如何（How）」和「为什么（Why ）」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描述意识的特征、解释其潜在机制/原因、以及阐释其作用或价值。当然，这三个问题之间的划分有些是人为的，而且在实践中，人们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将部分地取决于人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例如，如果不解决意识在其作用的系统中的功能角色，人们就不能充分地描述意识的主要特征并回答关于意识「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也无法解释相关的意识是如何从非意识过程中产生的，除非我们清楚地说明哪些特征必须被引起或实现才能算作产生了意识。尽管存在这些注意事项，但意识问题的三分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结构，有助于阐明整个解释项目，并评估特定的意识理论或意识模型。

4. 意识的描述性问题 | The descriptive question: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consciousness?

关于「意识是什么（What）」的问题要求我们描述意识的主要特征并对其建模，但哪些特征是相关的，将随着我们旨在捕捉的意识种类而变化。取用意识的主要特性可能与质性意识或现象意识的特性完全不同，而反思性意识与叙事意识的特性又可能完全不同。但是，通过建立每种意识类型的详细理论，我们有希望找到它们之间的重要联系，甚至可能发现它们至少在某些关键的方面上是一致的。

4.1.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数据 | First-person and third-person data

一般的描述性项目需要各种调查方法（Flanagan 1992）。尽管人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意识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任何系统的方法来收集数据，但实际上认知的任务远非微不足道的（Husserl 1913）。

第一人称的内省取用是洞察我们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的丰富而重要的来源，但它本身并不充分，甚至不是特别有用，除非我们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使用它。收集关于经验结构的必要证据，需要我们成为现象学上复杂的自我观察者，并且用外部观察者可获得的多种第三人称数据来补充我们自己的内省结果（Searle 1992, Varela 1995, Siewert 1998)。

正如现象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知道的那样，发现意识经验的结构需要一种严格的内在导向的立场（inner-directed stance），这与我们日常形式的自我意识完全不同（Husserl 1929，Merleau-Ponty 1945）。熟练地观察所需的类型需要训练、努力和对经验采取不同观点的能力。

更明显的功能类型的意识（如取用意识）可能更需要外部观察者收集的第三人称经验数据，但即使对于现象意识和质性意识，第三人称的数据也是必需的。例如，将各种神经和功能的损伤与意识经验的异常联系起来的缺失研究（deficit studies），可以使我们意识到现象结构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是我们正常的内省意识无法得知的。正如这些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我们正常的第一人称视角下看似不可分割的统一或单一的经验中，事物可能会出现分离（Sacks 1985, Shallice 1988, Farah 1995）。

或者来看另一个例子，第三人称数据可以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经验（experiences of acting）和我们的事件—时间经验（experiences of event-timing）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是我们通过单纯的内省无法发现的（Libet 1985, Wegner 2002）。这些第三人称方法所收集的事实也不仅仅是关于意识的原因或基础；它们往往涉及现象意识本身的结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甚至可能是第二人称（Varela 1995）的互动方法，都需要收集必要的证据。

利用所有这些数据，我们将有希望构建出各种意识的详细描述性模型。尽管最重要的具体特征在不同类型的意识中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的整体描述性项目至少需要解决意识的以下七个一般方面（详见词条 4.2-4.7）。

4.2. 质性特征 | Qualitative character

质性特征 常常被等同于所谓的「原始感觉（raw feels）」，人们通常以在西红柿中看到的红色或在品尝菠萝时感受到的甜味来说明这种原始感觉（Locke 1688）。相关的质性特征并不局限于感觉状态，而是通常被视为一般经验状态的一个方面，比如经验的思想或欲望（Siewert 1998）。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感觉的存在可能标志着真正有意识的状态或生物的门槛。如果一个生物体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对它的世界作出感觉和反应，但缺乏这样的感受质（qualia），那么它最多只能在一个不那么严格的、不那么字面的意义上算作是有意识的。至少在那些把「感受如何（what it is like）」意义上的质性意识视为哲学和科学中心的人看来是这样的（Nagel 1974, Chalmers 1996）。

感受质的问题存在多种形式：是否存在反向（inverted）的感受质（Block 1980a 1980b, Shoemaker 1981, 1982）？感受质是副现象（epiphenomenal）的吗（Jackson 1982, Chalmers 1996）？神经状态如何能产生感受质（Levine 1983, McGinn 1991）？这些问题在最近变得很突出。但是，「意识是什么（what）」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感受质问题：如何对我们的感受质空间和其中特定的感受质状态进行清晰明确的描述。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模型，事实性或描述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发生。例如，关于经验的红色和这种经验的任何可能的神经基质之间的联系无法理解的说法，有时会把相关的颜色特性（quale）当作一个简单的、自成一体的属性（Levine 1983），但现象性的红色实际上存在于一个具有多个系统维度和相似性关系的复杂颜色空间中（Hardin 1992）。相对于这个更大的关系结构，对特定颜色特性的理解不仅使我们更好地描述性地掌握它的质性属性，而且还可以提供一些「钩子（hooks）」，使我们能够把可理解的心理-物理联系（psycho-physical links）附加到上面。

就我们对相关质性空间具体而完善的形式理解而言，颜色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对于这种空间对我们理解一般的质性属性的重要性而言，它不可能是一个例外（Clark 1993, P.M. Churchland 1995；详见斯坦福词条「qualia」）。

4.5 自我视角组织 | Self-perspectival organization

意识的视角结构（perspectival structure）是其整体现象组织的一个方面，但它的重要性足以使其本身值得讨论。只要关键的视角是有意识自我的视角，那么这个具体的特征就可以称为自我视角性（self-perspectuality）。有意识的经验不是作为孤立的精神原子（mental atoms）存在的，而是作为有意识自我/主体的模式或状态存在的（Descartes 1644, Searle 1992, though pace Hume 1739）。例如蓝色球体的视觉经验总是存在一些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自我或主体问题。尖锐的刺痛也总是由某个有意识主体感受或体验的疼痛。自我不需要作为一个明确的元素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中，但正如康德（Kant，1787）所说，「我想（I think）」必须至少潜在地伴随着每一个经验。

自我可以被看作一个视角点，从这个视角点出发，客体世界被呈现给经验（Wittgenstein 1921）。它不仅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提供了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视角，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意义和理解性的视角。经验领域的意向一致性依赖于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双重依赖（dual interdependence）：自我作为认识对象的视角，世界作为对象和事件的综合结构，其被经验的可能性隐含地界定了自我的性质和位置（Kant 1787, Husserl 1929）。

有意识的生物体在构建统一和连贯的自我的程度上显然是不同的，它们在各自的经验形式中体现的视角焦点的种类或程度也可能相应地有所不同（Lorenz 1977）。意识可能不需要传统的笛卡尔式的那种独特（distinct）或实质性（substantial）的自我，但至少某种程度的类似自我的视角组织对于任何可能算作有意识经验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验在没有自我或主体的情况下似乎无法存在，就像海浪在没有大海的情况下也无法存在。因此，描述性问题需要对经验的自我视角及其所依赖的有意识心智的自我式组织作出某种解释，即使相关的解释以一种相对紧缩（deflationary）和虚拟（virtual）的方式对待自我（Dennett 1991, 1992）。

4.6 统一性 | Unity

统一性（Unity）与自我视角密切相关，但它作为意识组织的一个关键方面值得单独讨论。意识系统和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都涉及许多不同形式的统一性。有些是因果统一性（causal unities），与行动和控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代理焦点（focus of agency）有关。其他的则更多是表征性和意向性的统一形式，涉及到许多规模和绑定水平（levels of binding）上的不同内容项目的整合（Cleeremans 2003）。

一些这样的整合是相对局部（local）的，比如单一感觉模态中检测到的不同特征被组合成带有这些特征的外部物体的表征，例如注视红色的汤碗穿过绿色条纹餐垫上方时的这种有意识视觉经验（Triesman & Gelade 1980）。

其他形式的意向统一性包含了更广泛的内容。一个人对他当下所在的房间的经验内容部分取决于它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的位置，这个结构与一个人对自己存在的意识有关，在独立存在但是空间上相连的物体的世界中，他是一个持续的、时间上延展的观察者（Kant 1787, Husserl 1913）。个人经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内容，是因为它存在于那个更大的、统一的表征结构之中（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unity of consciousness」词条）。

最近，人们特别关注现象统一性（phenomenal unity）的概念（Bayne 2010），及其与其他形式的意识统一性的关系，比如那些涉及表征、功能或神经整合的统一性。一些人认为，现象统一性可以被还原为表征统一性（Tye 2005），而另一些人则否认任何这种还原的可能性（Bayne 2010）。

4.7 意向性和透明性 | Intentionality and transparency

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通常被视为具有表征性（representational）或意向性（intentional）的方面，因为它们是关于事物、指称事物或具有满足条件（satisfaction conditions）的。如果桌子上的白色花瓶里（确实）有丁香花，那么一个人的有意识视觉体验就 正确地表征 了这个世界（pace Travis 2004）；一个人有意识的记忆是 关于 世贸中心袭击的；一个人 对 一杯冷水存在有意识的欲望。然而，非意识状态也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意向性，理解意识状态表征方面与非意识状态表征方面的相似和不同的方式是很重要的（Carruthers 2000）。约翰·塞尔（Searle, 1990）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只有有意识的状态和对有意识状态的处置（dispositions）才是真正的意向性，但是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意向性可以广泛延展到无意识领域。(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 「consciousness and intentionality」）

差异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维度涉及所谓的 透明性（transparency），这是意识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隐喻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每一个都有意向性（intentional）、经验性（experiential）和功能性（functional）的方面。

有意识的知觉经验经常被说成是「透明的」，或者用乔治·爱德华·摩尔（G.E. Moore, 1922）的说法是「薄到几乎透明的（diaphanous）」。我们透明地「查看（look through）」我们的感觉经验，因为我们似乎直接意识到呈现给我们的外部物体和事件，而不是意识到这些对象的任何经验属性。当我看着被风吹动的草地时，我意识到的是起伏的绿草，而不是我视觉经验的任何绿色属性。(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词条）。摩尔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和注意力的重新定向来意识到后一种属性，尽管一些当代的透明性倡导者否认了这一点（Harman 1990, Tye 1995, Kind 2003）。

有意识的思想和经验在语义上也是透明的，因为在思考它们的过程中，它们的含义似乎马上就被我们知道了（Van Gulick 199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在「直接思考」它们的含义或表征的内容。这种语义上的透明性至少可以部分对应于塞尔所说的意识的「内在意向性（intrinsic intentionality）」（Searle 1992）。

我们的有意识心理状态似乎具有内在的（intrinsically）或来自内部、关于其本身的含义，与许多心理内容的外在主义（externalist）理论相反，这些理论将含义建立在意向性承担者和其语义或指称对象之间的因果、反事实或信息关系上。

意识内容是内在决定、内部不言而喻的，这种观点有时是由「缸中大脑」的直觉支持的，亦即人们认为，尽管失去了所有与世界正常的因果和信息联系，想象中大脑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依旧会保持其所有正常的意向性内容（Horgan & Tienson 2002）。但是这种情况以及关于有意识意向性的内部主义（Searle 1992）和外部主义（Dretske 1995）的竞争性观点，仍然存在争议。

尽管语义透明性和内在意向性有一些相似性，但它们不应该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因为对内容和意义的更多外部主义的描述可能可以容纳前者的概念。语义透明性和感觉透明性显然都涉及意识的表征性或意向性方面，但它们也是我们意识生活的经验方面。它们是意识在现象上是什么样子或感觉如何的一部分。它们也都有功能方面，就意识经验以丰富的内容-适当的方式相互作用而言，它们体现了我们对其内容的透明理解。

4.8 动力流 | Dynamic flow

意识的 动力学（dynamics） 在其不断变化的流动和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过程的连贯顺序中很明显，这也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所说的「意识流」。一些经验的时间序列是由纯粹的内部原因产生的，比如思考一个谜题；而另一些则部分取决于外部原因，比如追逐一个飞球；但即使是后者的序列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的自我转变形成的。

无论响应部分是外部影响还是完全来自内部，每时每刻的经验序列都从先前经验中连贯地发展出来，受到其潜在的先前组织中所体现的整体结构的限制和实现（Husserl 1913）。在这方面，意识是一种自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即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组织系统（Varela & Maturana 1980）。

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心智代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扫描我的房间，获得房间（对于我）的心理图像；在记忆中回顾最近餐厅的饭菜及其味道和气味；推理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方法；或者计划一次杂货店购物，并在我到达店里时执行这个计划。这些都是常规和常见的活动，但每一个活动都涉及到经验的定向生成，其方式体现了对其意向性属性和相互联系的内容的隐含的实际理解（Van Gulick 2000）。

意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What」问题充分的描述性回答必须处理的不仅仅是其静态或瞬间的属性。特别是，它必须对意识的时间动态（temporal dynamics）作出一些说明，它也需要解释意识的自我转变流动反映其意向一致性和有组织控制中的语义自我理解的方式，通过这些控制，有意识的心智不断地把自己重塑为与他们的世界打交道的自生系统。

对意识的全面描述性解释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这七个特征，但对每一个这些特征都有清晰的说明，将使我们在回答「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5. 意识的解释性问题 | The explanatory question: How can consciousness exist?

意识如何存在（How）的问题重点在于解释而非描述。它要求我们解释意识的基本地位和它在自然中的位置。意识本身是否是现实的一个基本特征，还是说它的存在取决于其他非意识项目（物理的、生物的、神经的或计算的）？如果是后者，我们能否解释或理解相关的非意识项目是如何导致或实现意识的？简单地说，我们能否解释如何从无意识的东西中创造出有意识的东西？

5.1 解释性项目的多样性 | Diversity of explanatory projects

意识如何存在（How）的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由更多具体问题组成的一般家族（Van Gulick 1995）。它们都涉及解释某种意识或意识的某个方面的可能性，但它们在其特定的解释范围、对其解释对象的限制以及成功解释的标准方面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在一个计算模型中模拟必要的取用关系来以计算方式解释取用意识；或者我们可能关心的是，一个有意识生物心智的现象和质性属性是否可以从对其大脑过程的神经属性的描述中先验（priori）地推导出来。两者都是 How 问题的版本，但它们问的是非常不同的解释项目的可能性，因此在答案上可能有所不同（Lycan 1996）。将所有可能的 How 问题编纂成册是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列出一些主要的问题。

被解释项（Explananda）。可能的被解释项包括之前区分的各种状态意识和生物意识，以及在回答「What」问题时列出的意识的七个特征。这两种类型的被解释项是重叠交叉的。例如，我们可能旨在解释现象意识或取用意识的动力学方面；或者我们可以尝试解释质性意识或元心理意识的主观性。不是每一个特征都适用于每一种意识，但都能适用于几种意识。一个人如何解释与一种意识有关的特定特征，可能不符合另一种意识所需要的解释。

解释项（Explanans）。可能的解释项的范围也是多样的。就其最广泛的形式而言，How 问题问的是相关的意识如何被非意识项目所引起或实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限制相关解释项的范围而产生大量更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试图解释意识的某一特征是如何由潜在的神经过程、生物结构、物理机制、功能或远程功能关系、计算组织，甚至是由无意识心理状态引起或实现的。解释成功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变化。一般来说，解释项的范围越有限、越基本，解释它如何足以产生意识的问题就越困难（Van Gulick 1995）。

解释标准（Criteria of explanation）。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如何定义一个成功解释的标准。我们可以要求被解释项是先验的，可以从解释项中推断出来，尽管这是否是解释意识的必要或充分的标准是有争议的（Jackson 1993）。其充分性将部分地取决于推导前提的性质。作为一个逻辑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桥梁原则（bridge principles）来连接关于意识的命题或句子与那些没有提到意识的命题或句子。如果一个人（解释意识）的前提涉及物理或神经事实，那么他将需要一些桥梁原则/链接，将这些事实与关于意识的事实联系起来（Kim 1998）。不管是普通的还是被充分证实的相关性，强硬的联系（Brute links）都可以提供一个逻辑上足够的桥梁来推断关于意识的结论。但是它们可能不会让我们看到这些联系是如何或为什么成立的，因此它们不能充分解释意识如何存在（Levine 1983, 1993, McGinn 1991）。

人们有理由要求更多，特别是要求某种解释可以使人理解为什么这些联系成立，或者为什么它们不得不成立。人们经常用一个常见的两阶段模型（two-stage model）来解释微观基质方面的宏观特性。在第一阶段，人们从功能条件（functional conditions）的角度分析宏观属性；然后在第二阶段，人们表明，遵守其自身水平规律的微观结构在表面上足以保证满足相关的功能条件（Armstrong 1968, Lewis 1972）。

20°C 下的 H2O 分子集合的微观特性足以满足它们所组成的水的流动性条件。此外，该模型使人明白流动性是如何由微观特性产生的。要对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需要一个类似的两阶段故事。如果没有它，即使是 先验 的可演绎性（deducibility）也可能在解释上显得不够充分，尽管对这样一个故事的需要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Block and Stalnaker 1999, Chalmers and Jackson 2001）。

5.3  还原解释和非还原解释 | Reductive and non-reductive explanation

正如对可理解联系（intelligible linkage）的需要所表明的那样，先验 推演本身显然不足以对意识作出成功解释（Kim 1980），也显然不是必要的。在许多解释性的背景下，一些较弱的逻辑联系可能就足够了。我们有时可以讲出足够多的故事来说明，一种事实是如何依赖于另一种事实的，这从而使我们确信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原因或实现了前者，即使我们不能严格地从后者推论出所有前者的事实。

严格的理论间演绎（intertheoretical deduction）被科学统一性的逻辑经验主义视为还原性规范（reductive norm，Putnam & Oppenheim 1958），但在近几十年里，一种更为宽松的关于各种科学之间关系的非还原性描述得到了青睐。特别是，非还原唯物主义者主张所谓的「特殊科学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special sciences, Fodor 1974），主张理解自然世界需要我们使用多样的概念和表征系统，这些系统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可相互转换的，也不能够被放入具有与层次关系的旧演绎范式所要求的紧密对应中（Putnam 1975）。

经济学经常被用作一种例证（Fodor 1974, Searle 1992）。经济事实可能是由潜在的物理过程实现的，但是没有人会真的要求我们能够从其潜在的物理基础的详细描述中推导出相关的经济事实，也没有人要求我们把经济学的概念和词汇与物理科学的概念和词汇紧密对应起来。

然而，我们无法演绎的能力并不被视为本体论担忧（ontological misgivings）的原因；这里并不存在「金钱-物质」（money-matter）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对经济属性和关系如何被物理属性和关系所掩盖的一些一般的、不那么演绎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类似的标准来解释「意识如何存在」，以及「什么可以解释无意识项目如何引起或实现意识」。然而一些批评者，比如Kim（1987），对任何旨在成为非还原性和物理主义的观点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尽管这些观点的支持者也反过来做出了回应（Van Gulick 1993）。

还有人则认为，由于我们的主观和客观理解模式之间存在固有的差异，意识很难用物理术语来解释。托马斯·内格尔著名的论点是（Thomas Nagel, 1974）：由于我们无法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共情地理解蝙蝠的体验，这对我们现象学上的理解能力有不可避免的限制，就像蝙蝠对其世界的回声定位的听觉体验那样。鉴于我们无法经历类似的体验，我们最多只能对这种体验的性质有部分的理解。任何从自然科学的外部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收集到的知识，都不足以让我们从内部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来理解蝙蝠对其自身体验的理解。

5.4  解释性问题成功的前景 | Prospects of explanatory success

综上所述，「意识如何存在」这个问题又被细分为一系列不同的、更具体的问题，而这取决于我们要解释的意识的具体类型或特征、我们对解释项（explanans）范围的具体限制以及我们用来定义解释成功的标准。由此产生的一些变体似乎比其他变体更容易回答，在一些所谓的意识的「易问题」（easy problems）上似乎有可能取得进展，比如用大脑的功能或计算组织来解释取用意识的动力学（Baars 1988）。其他问题似乎不太容易解决，特别是所谓的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s）(Chalmers 1995)，它或多或少要给出一个可理解的解释，让我们以一种直观的、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到现象意识或关于「感觉如何」（what it's like）的意识是如何从大脑的物理或神经过程中产生的。

某些版本的「意识如何存在」问题的答案似乎近在咫尺，但其他版本似乎仍然令人费解。我们也不应该假定每个版本都有一个积极的答案。如果二元论是真的，那么至少某些类型的意识可能是基本和根本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将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从非意识项目中产生的，因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一个人对解释意识的前景的看法通常取决于他的观点。乐观的物理学家可能会认为目前的解释失败仅仅是研究早期阶段的反映，并且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改进（Dennett 1991, Searle 1992, P. M. Churchland 1995）。而对二元论者来说，同样的僵局将标志着物理主义方案的破产，以及承认意识本身就是现实的一个基本成分（Robinson 1982, Foster 1989, 1996, Chalmers 1996）。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部分取决于他们的立场。而对于正在进行的意识解释性问题，人们还将持续地对其进展状况和成功前景展开辩论。

6. 意识的功能性问题 | The functional question: Why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意识的功能性（Why）问题问的是 价值 或 角色 或意识，从而间接地问到它的起源。它是否有一个 功能，如果有，是什么？它是否对它所存在的系统运作有影响，如果有，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如果意识作为生物系统的一个复杂特征而存在，那么它的适应性价值很可能与解释它的进化起源有关，当然，如果它有一个功能，它现在的功能不一定与它最初产生时的功能相同。适应性功能往往随着生物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关于意识价值的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 道德 层面的意义。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有机体的道德地位至少部分地由它的意识性质和程度决定，而意识状态，特别是有意识的情感状态（如快乐和痛苦）在许多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价值描述中起着重要作用（Singer 1975）。

与描述性问题（What）和解释性问题（How）一样，功能性问题（Why）也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并被细分为各种更具体的问题。就各种意识而言，例如取用意识、现象意识、元心理意识，它们是不同的、可分离的，而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们很可能在具体作用和价值上也是不同的。因此，「意识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很可能没有一个单一或统一的答案。

6.1  意识的因果位置 | Causal status of consciousness

任何版本的功能性问题所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也许都是：相关类型的意识是否有任何因果的影响。如果它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产生任何因果差异，那么它似乎就无法在它所存在的系统或生物体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从而在一开始就削弱了对其可能价值的大多数探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副现象无关论（epiphenomenal irrelevance）的威胁作为一种明显的非选项（non-option）而加以否定，因为至少某些形式的意识在最近的文献中被严肃地指控为缺乏因果位置（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Epiphenomenalism」）。这种指控尤其是针对感受质和质性意识提出的（Huxley 1874, Jackson 1982, Chalmers 1996），同时也有人对其他种类意识（例如，元心理意识）的因果位置提出了挑战（Velmans 1991）。

形而上的与实证的论据都被用来支持这种说法。在形而上的视角下，有人诉诸于某种僵尸可想象性和逻辑可能性的直觉，即其行为、功能组织和物理结构直到分子水平都与正常的人类主体相同，但缺乏任何感受质或质性意识。一些人（Kirk 1970，Chalmers 1996）断言，在与我们共享所有物理法则的世界中，这种存在是可能的；而其他人则否认这一点（Dennett 1991，Levine 2001）。如果它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是可能的，那么似乎可以推断，即使在我们的世界里，感受质也不会影响物理事件（包括那些构成我们人类行为的事件）的进程。如果这些事件以同样的方式展开，无论感受质是否存在，那么感受质至少对于物理世界的事件来说，似乎是无行动力（inert）或副现象的（epiphenomenal）。然而，这样的论点及其所依赖的僵尸直觉是有争议的，对其合理性的讨论仍然存在不同意见（Searle 1992, Yablo 1998, Balog 1999）。

另一种更为实证的论据则对元心理意识的因果位置提出了挑战，至少对其存在是否可以通过报告一个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来衡量提出了质疑。据称，科学证据表明，这种意识既不是任何类型的心理能力所必需的，也不是早期发生的，不足以成为通常被认为是其影响的行为或过程的原因（Velmans 1991）。根据提出这一论据的人所言，那些通常被认为需要意识的心理能力，都可以在没有所谓的「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无意识地实现。

此外，即使有意识的自我意识存在，它也被认为发生得太晚了，不能成为相关行动的原因，行为不是它们的结果，充其量是一些先验原因的联合效应（joint effect, Libet 1985）。根据这些观点，自我意识或元心理意识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后效（after-effect），而不是一种初始原因（initiating cause），其更像是一个事后（post facto）的打印输出或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结果，而不像产生计算机响应和显示的实际处理器操作。

这些论点再次引起争议，其所谓的数据及其解释都属于这些激烈争论的主题（详见 Flanagan 1992，及 Velmans 1991 附带的评论）。尽管实证论点就像关于僵尸的主张一样，要求人们认真考虑某些形式的意识是否可能不如通常假设的那么具有因果效力，但许多理论家认为实证数据对意识的因果位置并没有真正的威胁。

如果副现象论者是错误的，并且意识及其各种形式确实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效应和差异？涉及相关种类的意识的心理过程与缺乏意识的心理过程有什么不同？意识可能发挥什么功能？下面六节（6.2-6.7）讨论了一些比较常见的答案。虽然各种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但每一种功能都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在与每一种意识最恰当的联系上也是不同的。

6.2 灵活控制 | Flexible control

增加控制灵活性（flexibility）和复杂性（sophistication）。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似乎提供了高度灵活和适应的控制形式。尽管无意识的自动加工可能是非常有效和快速的，但与那些涉及有意识的自我觉察的加工相比，它们通常以更固定和预先确定的方式运作（Anderson 1983）。因此，当一个人在处理新情况以及之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或要求时，有意识的觉察是最重要的（Penfield 1975, Armstrong 1981）。

而关于技能习得（skill acquisition）的标准解释强调，在最初的学习阶段，有意识的觉醒非常重要，然后逐渐被更多的自动过程所取代，不再需要注意或有意识的监督（Schneider & Shiffrin 1977）。有意识的加工允许从基本单元中构建/选编专门的程序，并对其执行（execution）进行有意的控制。

在灵活性（flexibility）和速度（speed）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受控的意识过程以缓慢和需要努力为代价来交换其个性化的多功能性（customized versatility），与自动无意识下心理操作的流畅和快速形成对比（Anderson 1983）。灵活性的相关增加似乎与意识的元心理或更高阶的形式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控制过程的能力的增强取决于更大的自我意识。然而，灵活性和复杂的控制模式也可能与意识的现象和取用形式相关。

6.3 社会协调 | Social coordination

增加社会协调能力。元心理意识很可能不仅涉及到自我觉察的增强，而且还涉及到对其他有思想生物的心理状态的理解的增强，特别是对其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理解（Humphreys 1982）。在相关的元心理意义上有意识的生物不仅有信仰、动机、感知和意图，而且理解什么是拥有这样的状态，并意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有这样的状态。

这种对彼此心智共享知识的增加，使相关的生物体能够以更先进和更适应的方式进行互动、合作和交流。尽管元心理意识是与这种社会协调能力联系最明显的一种，但与意识流相关的那种叙事意识显然也是与之相关的，因为它涉及将部分来自社会应用的解释能力应用于自己的情况（Ryle 1949, Dennett 1978, 1992）。

6.4 综合表征 | Integrated representation

更加统一和紧密结合的现实表征。有意识体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立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客体世界。其中的物体通常以一种多模态（multi-modal）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涉及到来自各个感觉通道以及背景知识和记忆等信息的整合。有意识体验呈现给我们的不是孤立的属性或特征，而是位于一个持续的独立世界中的对象和事件，它通过在其经验组织和动力学中体现密集的关系（relations）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的网络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关系和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客体世界有意义的结构（Kant 1787, Husserl 1913, Campbell 199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感觉信息都需要被体验才能对行为产生适应性影响。在简单生物体以及高等生物体的一些更直接和反射性的过程中，都可以找到适应性且非经验性的感觉-运动联系。但当体验存在时，它提供了一个更统一和综合的现实表征，这个表征通常允许更开放的反应途径（Lorenz 1977）。比如考虑这样一个生物体的空间表征，其感觉输入通道仅仅与运动或少数固定机制（例如那些用于进食或抓捕猎物的机制）的方向相联系，现在将其与能够利用空间信息并对环境进行灵活导航和完成任何其他空间相关目标的生物体中的空间表征（例如一个人用眼睛扫视办公室或厨房）进行比较（Gallistel 1990）。

后一种表征通常是由与意识经验相关的综合呈现模式提供的。经验空间的统一性只是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有意识觉察相关的整合的一个例子（详见斯坦福百科词条「unity of consciousness」）。

这种整合的作用或价值最直接地与取用意识相关，但也显然与经验中更大的现象和意向结构相关。它甚至与意识的质性方面有关，因为感受质在我们对统一空间/场景中的统一物体的体验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也与回答意识的描述性问题（What）时所谈及的经验透明性密切相关（详见前文 4.7 节），特别是与语义透明性密切相关（Van Gulick 1993）。信息的整合在当前几个神经-认知取向上的意识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全球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ies, GWT，详见后文 9.5 节）和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的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详见后文 9. 6节）。

6.6 意志的自由 | Freedom of will

选择上增加的自由/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哲学问题，不仅涉及到它是否存在，甚至涉及到它可能或者应该包括什么（Dennett 1984, van Inwagen 1983, Hasker 1999, Wegner 2002；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free will」)。自由意志的概念本身可能仍然过于模糊且有争议，无法清楚地阐明意识的作用，但有一种传统的直觉认为，意识与自由意志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意识被认为是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领域、一个选择的领域，在其中有意识的自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行动。至少，意识似乎是任何这种自由或自主能力（self-determination）的必要前提（Hasker 1999）。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他怎么可能进行必要的自由选择呢？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哪些选择，他又如何能够决定自己的意志呢？

选择自己行动的自由和决定自己的本性与未来发展的能力可能会有许多有趣的变化和程度，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全或无」问题，意识的各种形式或水平可能与自由/自主能力的相应类型或程度有关（Dennett 1984, 2003）。鉴于元心理意识强调自我意识，它与自由的联系似乎最强，但其他大多数形式的意识似乎也可能与自由有潜在的联系。

6.8  构成性和偶然性功能 | Constitutive and contingent roles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前文中所提及的功能可以在哪些方面回答「意识为什么存在（Why）」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区分构成性（constitutive） 的情况和偶然实现（contingent realization） 的情况。在前种情况下，功能的实现构成了相关意义上的意识，而在后种情况下，特定种类的意识只是必要的功能可能被实现的几种方式之一（Van Gulick 1993）。

例如，使信息在全局范围内可供各种子系统和行为应用，这可能构成其取用意义上的意识。相比之下，即使质性意识和现象意识涉及到对客观现实的高度统一和密集整合的表征，其也有可能产生具有这些功能特征、但在本质上不是质性或现象的表征。

事实上，在我们身上，具有这些特征的表征模式也具有质性和现象属性，而这可能反映了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碰巧出现的特定解决方案的偶然历史事实。如果是这样，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在没有质性或现象意识的情况下实现类似的功能。而还不清楚这是否是考察现象和质性意识的正确方式；也许与统一和紧密整合的表征的联系实际上是如取用意识一样紧密的和构成性的（Carruthers 2000）。无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重要的是，在处理意识的功能和回答「意识为什么存在」的问题时，不要把构成性的说法和偶然实现的说法混为一谈（Chalmers 1996）。

7. 意识的理论 |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8. 意识的形而上学理论 | Metaphysical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一般的形而上学理论为身心问题的意识版本提供了答案，「相对于物理现实世界，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现有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与标准的心-身想法相似，包括二元论和物理论的主要版本。

二元论认为意识至少在某些方面属于物理领域之外，但究竟是哪些方面，这随着二元论的具体形式变化而有所不同（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dualism」）。

物质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如传统的笛卡尔二元论（Descartes 1644），断言物理和非物理实体都存在。这样的理论意味着非物理的心智或自我的存在，作为意识内在的实体。虽然物质二元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不被看好，但它依旧有着一些当代的支持者（Swinburne 1986, Foster 1989, 1996）。

属性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 在其几个版本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支持。所有这些理论都断言存在着既不与物理属性相同也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的有意识属性，尽管如此，这些属性仍然可以被与实例化物理属性相同的事物所实例化（instantiated）。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被归类为双重方面（dual aspect）理论。他们认为现实的某些部分：有机体、大脑、神经状态或神经过程，体现了两种不同且分离的属性：物理的属性、意识的/现象的/质性的属性。双重方面理论或属性二元论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 基本属性二元论（Fundamental property dualism）认为有意识的心理属性是现实的基本成分，与基本的物理属性（比如电磁）一样。它们可能以因果（causal）和规律（law-like）的方式与其他基本属性（如物理属性）相互作用，但从本体论上讲，它们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属性，也不从任何其他属性中衍生出来（Chalmers 1996）。

• 涌现属性二元论（Emergent property dualism）认为意识属性是由物理成分的复杂组织产生的，但它是以一种全新（radical）的方式产生的，这样的涌现结果是一些超越其物理原因的东西，既不是先验可预测的（priori predictable），也不能根据其严格的物理性质来解释。尽管这种涌现观点的连贯性（coherence）受到了挑战（Kim 1998），但它们依旧有支持者（Hasker 1999）。

• 中立一元属性二元论（Neutral monist property dualism）认为有意识的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并衍生于现实的一个更基本的水平，而这个现实水平本身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的（Russell 1927, Strawson 1994）。然而，如果人们认同二元论是一种关于存在两个不同领域的基本实体或属性的主张，那么也许中性一元论就不应该被归类为属性二元论的一个版本，因为它不认为心理或物理属性是最终的（ultimate）或基本的（fundamental）。

• 泛心论（Panpsychism）可以被看作是第四种类型的属性二元论，因为它认为现实中的所有成分都具有一些心理的，或者至少是原精神（proto-psychic）的属性，这些属性与它们可能具有的任何物理属性都不同（Nagel 1979）。事实上，中性一元论可以与某些版本的泛原始精神论（panprotopsychism ）相结合（Chalmers，1996），根据这种观点，微成分的原心理（proto-mental）方面可以在适当的组合条件下产生完整的意识（详见斯坦福百科词条「panpsychism」）。

相关的原精神方面的性质仍然不清楚，如果希望通过提供这样的理论来回答意识的难问题，就会面临两难的困境。原精神属性要么涉及产生意识难问题的那种质性的现象感觉，要么就不涉及这种感觉。如果它们有，就很难理解它们怎么可能作为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属性出现。一个电子/一个夸克怎么可能有任何这样的经验感受？然而，如果原精神属性不涉及任何这样的感觉，就不清楚它们如何比物理属性更能解释质性意识从而能更好地解决意识的难问题。

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 2008）倡导了一种更温和的泛心论，并得到了包括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 2012）在内的其他神经科学家的认可。这个更温和版本源于托诺尼的整合信息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该理论认为意识与整合信息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存在（见下文9.6节）。根据 IIT，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指示器（如一个单光电二极管）也拥有某种程度的整合信息，从而拥有某种有限程度的意识，托诺尼和科赫都认为这是泛心论的一种结果。

支持二元论和其他反物理主义的意识理论观点有很多。有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验 的，比如那些诉诸僵尸的假设可想象性的论点（Kirk 1970, Chalmers 1996），或者知识论证的版本（Jackson 1982, 1986），其目的是通过对大脑过程的第三人称物理描述，从我们充分理解意识经验质性方面的能力的明显限制中，得出关于意识本体的反物理主义结论。(反对观点详见 Jackson 1998, 2004；也详见斯坦福百科词条「Zombies」和「 Qualia: The Knowledge Argument」）。二元论的其他论点建立在更多的经验基础上，比如那些诉诸于大脑物理因果链中的假设因果差距（causal gaps）的论点（Eccles & Popper 1977）；或者那些基于意识的时间顺序的所谓异常的论点（Libet，1982，1985）。这两种二元论的论点都受到了物理学家的争议（P.S. Churchland 1981, Dennett and Kinsbourne 1992）。

8.2 物理主义理论 | Physicalist theories

其他大多数关于意识的形而上学理论都是我们熟悉的那种物理主义的版本。

取消主义（Eliminativist）理论还原地否认了意识的存在，或者说至少否认了意识的某些普遍接受的种类或特征的存在（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eliminative materialism」）。激进的取消主义者直接拒绝了意识的概念，认为它是混乱的或错误的，并声称有意识/无意识的区分未能在连接处分割心理现实（mental reality，Wilkes 1984, 1988）。他们认为意识的概念已经完全偏离了目标，理应取消并由更能反映心智真实性质的其他概念所取代（P. S. Churchland 1983）。

大多数取消主义者的负性评估具有更多的限制。他们不是直接拒绝了这个概念，而只对它通常被认为涉及的一些突出特征提出异议，比如感受质（qualia；Dennett 1990，Carruthers 2000）、有意识的自我（Dennett 1992），或者所谓的「笛卡尔剧院」，其中意识经验的时间序列被内部投射（Dennett & Kinsbourne 1992）。因此，像丹尼特这样比较温和的取消主义者，通常会把他们有条件的否认与他们认为是真实的意识方面的积极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详见下文第 9.3 节）。

同一性理论（Identity theory），或者至少是严格的心理-物理类型-类型的同一性理论，通过将有意识的心理属性、状态和过程与物理的属性（最典型的就是神经/神经生理性质的属性）相确定，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还原性选择。例如，如果对现象红色的质性意识体验只 存在于具有相关神经生理属性的大脑状态中，那么这种体验属性是真实的，但其现实性是一种直接的物理现实。

类型-类型同一性理论（Type-type identity theory） 的命名来源于它识别了心理和物理类型/属性，并把这种识别与识别作为水的属性和由 H₂O 分子组成的属性相提并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即当代物理主义的早期，这一理论曾有过短暂的流行（Place 1956, Smart 1959），但由于存在诸如多重实现反对等问题，它远没有被广泛接受，据这些反对意见而言，心理属性更加抽象，因此能够被许多不同的基本结构或化学底层所实现（Fodor 1974, Hellman and Thompson 1975）。如果一个相同的意识属性可以由不同的神经生理学（甚至非神经生理学）属性在不同的生物体内实现，那么这两个属性就不可能严格地相同。

尽管如此，类型-类型同一性理论最近至少在感受质或者说意识的质性属性方面，得到了些许的复苏。而这部分是由于有些人认为把相关的心理-物理联系作为一种同一性来处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的方法（Hill & McLaughlin 1998, Papineau 1995, 2003）。他们认为，如果有意识的质性属性和神经属性是相同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解释后者是如何导致或引起前者的。它并不导致它，它就是 它。因此，没有任何鸿沟可以弥补，也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同一性不是那种可以被解释的东西，因为除了它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同，并且，问为什么某物与它本身相同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其他人认为，对类型-类型同一性的呼吁并没有那么明显地消除解释鸿沟的必要性（Levine 2001）。即使两个描述或概念实际上指的是相同的属性，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期望对这种趋同作出一些解释，对它们如何辨认出一个相同的东西作出一些说明，尽管这不是最初或者直觉上的做法。在其他实证发现的属性同一性（例如热能和动能的同一性）中，有一个描述可以解释共同指涉的趋同，那么在心理-物理的情况下，期待着同样的情况似乎也是公平的。因此，对类型-类型同一性的呼吁本身可能并不足以解决解释鸿沟问题。

而大多数物理主义的意识理论既不是取消主义的，也不是基于严格的类型-类型同一性的。他们承认意识的现实性，但旨在根据某种心理-物理关系将其定位在物理世界中，而不是严格的属性同一性。

在常见的变体中，有的认为意识现实随附于（supervene）物理、由物理组成（composed of），或由物理实现（realized by）。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 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现（realization）的概念来解释意识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根据功能主义，一个状态或过程由于其在适当组织的系统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而被认为具有特定的心理或意识类型（Block 1980a）。特定的物理状态通过在包含它的更大的物理系统中扮演适当的角色来实现相关的有意识的心理类型（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者经常诉诸于与其他层次间关系的类比，如生物与生化或者化学与原子之间的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一个层次的属性或事实都是通过其基础层次的项目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实现的。

功能主义的批评者经常否认意识可以用功能性的术语进行充分地解释（Block 1980a, 1980b, Levine 1983, Chalmers 1996）。据这些批评者所说，意识可能具有一些有趣的功能特征，但其本质上不是功能的。这种说法有时通过诉诸所谓的感质缺失/感质倒转（absent or inverted qualia）的可能性得到支持，也就是说，有可能出现在功能上等同于正常人类的存在，但他们有着颠倒的感受质或根本没有感受质。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地位是有争议的（Shoemaker 1981，Dennett 1990，Carruthers 2000），但如果接受的话，它们似乎会给功能主义者带来诸多问题（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qualia」）。

那些把本体论的物理主义建立在实现关系上的人常常把它与概念或表征层面的非还原性观点结合起来，强调特殊科学的自主性以及它们提供的描述和认知取用的独特模式。

这种 非还原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否认底层基础或实现（realization）层面上处理事实的适当的理论和概念资源也必须适合处理已实现（realized）层面的事实（Putnam 1975, Boyd 1980）。正如上文在回答「意识如何存在（How）」的问题时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相信所有的经济事实都是在物理上实现的，而不认为物理科学的资源提供了我们从事经济学所需要的所有认知和概念工具（Fodor 1974）。

非还原物理主义因其所谓的还原硬币（reductive coin）不能「支付其物理主义的费用」而受到质疑。它被认为没有充分说明意识属性是如何通过潜在的神经、物理或功能结构/过程实现的（Kim 1987, 1998）。事实上，它被指控不连贯性，因为它试图将物理实现的主张与否认以严格和先验的可理解方式阐明这种关系的能力结合起来（Jackson 2004）。

然而，正如上文在讨论「意识如何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的那样，非还原物理主义者的回答是，他们同意确实需要对心理-物理的实现作出某种说明，但又补充说，相关的解释可能远远达不到先验演绎的程度，不过仍然足以满足合理的解释要求（McGinn 1991, Van Gulick 1985）。这个问题仍处于争议之中。

9. 意识的具体理论 | Specific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虽然有许多关于意识的一般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论，但关于其性质的更具体和详细的理论清单甚至更长、更多样化。任何简单的调查都不可能接近对意识的全面解释，但七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可能有助于提供一个基本的选择范围：高阶理论（higher-order theories）、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解释叙述理论（interpretative narrative theories）、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ies）、神经理论（neural theories）、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ies）和非物理理论（nonphysical theories）。这些类别并不相互排斥；例如，许多认知理论也提出了相关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尽管如此，将它们归入七个类别可以给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基本的概述。

9.1 高阶理论 | Higher-order theories

高阶（HO）理论从反思性元心理自我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有意识心理状态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使一个心理状态 M 成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原因是，它同时伴随着一个非推理的高阶（即元心理）状态，其内容是：这个人现在处于 M 中。比如，对巧克力的有意识的欲望涉及到两种心理状态：一个人必须既有对巧克力的渴望，又有一个高阶状态，即这个人现在正有这样的欲望。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无意识，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关于它们的相关高阶状态。它们的无意识在于我们没有反思性地、直接地意识到自己处于其中（详见斯坦福哲学百科「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高阶理论有两个主要的变体，它们在意识制造（conscious-making）相关的元心理状态的心理模式上有所不同。高阶思维理论（Higher-order thought, HOT）认为所需的高阶状态是一种断定的类似思维的元状态（Rosenthal 1986, 1993）。高阶感知理论（Higher-order perception, HOP）则认为它们更类似感知，并与某种内在感觉和心理内监测系统相关（Armstrong 1981, Lycan 1987, 1996）。

每种理论都有其相应的优势和问题。HOT 理论者指出，我们没有内在的感觉器官，并声称除了外在的定向感知呈现给我们的感觉特性之外，我们没有体验到其他的感觉特性。另一方面，HOP 理论者则争辩说，HOP 的观点解释了 HO 理论所要求的一些额外条件，这也是相关高阶状态的感知特性的自然后果。特别是，意识制造的元状态是非推理（noninferential）的要求及其可以与较低层次的心理对象同时发生的要求或许可以用通常适用于感知的平行条件（parallel conditions）来解释。我们感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不涉及任何推理，至少不涉及任何明确的个人层面的推理。这些条件在 HOT 观点中同样是必要的，但却没有得到解释，这似乎给 HOP 模型带来了一些解释上的优势（Lycan 2004, Van Gulick 2000），尽管一些 HOT 理论的支持者持相反意见（Carruthers 2000）。

无论它们各自具有什么优点，HOP 和 HOT 理论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其中包括所谓的「一般性问题」（generality problem）。对一个给定的物品 X （无论是石头、笔还是土豆）有想法或感知，一般不会使 X 成为有意识的 X。那么，为什么对某个欲望或记忆有思考或感知会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欲望或记忆呢？（Dretske 1995, Byrne 1997）单是注意到我们没有将「有意识的」用来形容我们感知/想到的石头或笔，而仅用于我们感知/想到的心理状态，这还不够（Lycan 1997，Rosenthal 1997）。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样做是合适的。

高阶理论最明显地与意识的元心理形式相关，但它的一些支持者也用它来解释其他类型的意识，包括更主观的「感受如何」（what it's like ）和质性类型的意识。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感受质分析为能够无意识发生的心理特征；例如，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内在状态的属性，其结构相似性（structured similarity）关系引起了对世界中客观相似性（objective similarities）的信念（Shoemaker 1975, 1990）。尽管无意识的感受质可以发挥这种功能作用，但处于拥有它们的状态中不需要任何东西（Nelkin 1989, Rosenthal 1991, 1997）。根据支持 HO 理论的学者所言，只有当我们通过将适当的元状态指向它而意识到该一阶状态及其质性属性时，才会出现这种「感受如何性」。

而 HO 理论的批评者则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有些人认为它所依赖的无意识感受质的概念是不连贯的（Papineau 2002）。 无论这种关于感受性的 HO 解释是否成功，重要的是要注意大多数 HO 理论支持者认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意识理论，或者至少是这种一般理论的核心，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它的特殊元心理形式。

HO 理论的其他变体超越了标准的 HOT 和 HOP 版本，包括一些从倾向性（dispositional）的而不是发生性（occurrent）的高阶思维来分析意识的理论（Carruthers 2000）。另一些人则诉诸于内隐而非外显的高阶理解，并削弱或取消了元状态必须与其低阶对象不同且分离的标准假设（Gennaro 1995, Van Gulick 2000, 2004），这些观点与下一节中将讨论的反思性理论（reflexive theories）相重叠。HO 理论的其他变种也在持续被提出，基本方法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辩论仍然活跃（最新论文见 Gennaro 2004）。

9.2 反身理论 | Reflexive theories

反身理论，就像高阶理论一样，说明了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与高阶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理论将自我意识的方面直接定位在意识状态本身，而不是定位在一个针对它的独特的元状态（meta-state）。关于意识状态涉及双重意向性（double intentionality）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布伦塔诺（Brentano，1874）。意识状态有意向地指向自身之外的对象（比如有意识地感知一棵树或一把椅子），同时也有意向地指向自身。同一种状态既是外部指向的意识，又是对自身的意识。最近的一些理论声称，这种反身意识是有意识心理状态的核心特征。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高阶理论的变种（Gennaro 2004, 2012）；而另一些人则不同意高阶（higher-order）的分类，并将他们的理论描述为一种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同阶」（same-order）解释（Kriegel 2009）；还有一些人通过分析隐含在意识状态的现象学一阶内容（phenomenal first-order content）中的元意向性内容（meta-intentional content）来挑战层级上的区分，比如所谓的高阶全局状态模型（Higher-Order Global State models，HOGS；Van Gulick 2004, 2006）。在 Krigel 和 Williford（2006）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论文，其中有些支持反身性理论，有些则反对这一观点。

9.3 表征主义理论 | Representationalist theories

几乎所有的意识理论都认为自己具有表征的特征，但所谓的表征主义理论是由更强烈的观点定义的，即表征特征穷尽了心理特征（Harman 1990, Tye 1995, 2000）。根据表征主义者的观点，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除了它们的表征特性外，没有任何心理特性。因此，两个共享了表征特性的有意识状态/经验状态，在任何心理方面都不会有差异。

这一主张的确切效力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表征上相同」这一概念，对于这一概念，有许多可信的替代标准。我们可以粗略地用满足条件（satisfaction conditions）或真理条件（truth conditions）来定义它，但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表征主义显然是错误的。有太多的方法可以使状态之间共享满足条件或真理条件，但又在心理上有所不同，包括对条件的概念化或呈现的模式。

在另一个极端，如果两种状态在其表征功能或操作中起作用的任何特征上有差异，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算作表征上存在差异。在这样一种自由的解读中，内容承载上的任何差异都将被算作表征上的差异，即使它们承载着相同的意向性或表征性内容；但它们可能只是在表征的手段（means） 或模式（mode） 上有差异，而不是在内容（content）上有差异。

这样的解读自然会增加这种说法（即意识状态的表征特性穷尽了其心理特性）的合理性，但代价是显著削弱甚至淡化了这一论点。因此，表征主义者似乎需要一种对表征相同性（representational sameness）的解释，这种解释超越了单纯的满足条件，反映了表征的所有意向性或内容性方面，而对实现层面过程的潜在非内容性特征的差异不敏感。因此，大多数表征主义者提供了意识经验的条件，包括内容条件和一些进一步的因果作用或格式要求（Tye 1995, Dretske 1995, Carruthers 2000）。其他表征主义者则接受感受质的存在，但把它们当作外部物体被表征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也就是说，他们把它们当作被表征的属性（represented properties），而不是表征的属性（properties of representations）亦或是心理状态（Dretske 1995, Lycan 1996）。

表征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条件的消除主义（eliminativism）形式，因为它否认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具有那些通常被认为具有（或者至少似乎具有）的属性：即那些是心理的但不是表征的属性。感受质，如果被理解为可以内省的意识状态的内在一元属性（intrinsic monadic properties），似乎是这种消除主义最明显的目标。事实上，表征主义的部分动机是要表明，人们可以在物理主义的框架中容纳所有关于意识的事实，而不需要为感受质或任何其他明显的非表征心理属性找到空间（Dennett 1990, Lycan 1996, Carruthers 2000）。

表征主义近年以来非常流行，并拥有了很多支持者，但它仍然极具争议性，直觉在关键案例和思想实验上发生冲突（Block 1996）。特别是感质倒转（inverted qualia）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对反表征主义者来说，感质倒转的逻辑可能性表明，意识状态可以在一个重要的心理方面有所不同，而在表征上又是一致的。而表征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否认这种倒置的可能性或其所谓的进口（import）（Dretske 1995, Tye 2000）。

还有许多其他支持和反对表征主义的论点，比如那些关于对同一事物状态的不同感觉模态上的感知，比如看到或感受到同一个立方体，这似乎涉及与相关状态如何表征世界的不同的心理差异（Peacocke 1983, Tye 2003）。在每一种情况下，双方都能拿出强有力的直觉和论证的独创性。在这一领域中，热烈的辩论仍在继续。

9.4 叙事解释理论 | Narrative Interpretative Theories

一些意识理论强调意识事实的解释性质。根据这种观点，什么是意识或什么不是意识并不总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或者至少不那么独立于解释判断的大背景。其中，最突出的哲学例子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MDM，1991）。它结合了表征主义和意识高阶理论的元素，而有趣的是，它以一种不同于任一版本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解释性观点以及不那么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观点。

MDM 包括了许多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特征。它的名字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许多种类的内容固定发生在整个大脑中。使其中一些内容具有意识的原因并不是它们发生在一个特别的空间或功能位置（即所谓的「笛卡尔剧院」）中，也不是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模式/格式出现，所有这些假设都被 MDM 否认。这是丹尼特所说的「大脑名人」问题，即一个特定的内容对整个大脑中其他内容未来发展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这些影响如何体现在个体在对意识状态进行探测时所做出的报告和行为中。MDM 的一个关键主张是，不同的探针（例如，被问到不同的问题或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不同的行为要求）可能会引起关于人的意识状态的不同答案。此外，根据 MDM，关于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到底是什么，可能并没有独立于探针的事实。这便是多重草稿模型的「多重」（multiple）。

MDM 是表征主义的，因为它从内容关系（content relations）的角度来分析意识。它还否认感受质的存在，因此拒绝任何通过感受质的存在来区分意识状态和非意识状态的尝试。它同时也拒绝自我作为一个内在观察者的概念，不管是位于笛卡尔剧院还是其他地方。MDM 将自我视为通过系统中内容的交互作用而构建的连贯的、大致连续的叙事的涌现或虚拟方面。其中许多内容在意向层面上作为来自相对统一且时间延展的观点的感知/固定（fixations）被捆绑在一起，即它们的内容是一致的，就像它们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自我的经验。但是，对于 MDM 的解释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其相依顺序（order of dependence）：相关内容的统一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同一个自我观察到的，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在内容层面上是统一和连贯的，所以它们才被视为一个单一的自我，至少是一个单一的虚拟自我的经验。

正是在这一点上，MDM 与高阶理论共享了一些要素。构成连续叙事的内容至少隐含着一个正在进行的虚拟自我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最有可能在这个人对其意识状态的各种探测的报告中表达出来。因此，它们涉及某种程度的反身性或自我意识，这种反身性或自我意识是高阶理论的核心，但高阶方面更多的是内容流（stream of contents）的内隐特征，而不是存在于标准 HO 理论中的那种明显的高阶状态。

丹尼特的 MDM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招致了很多批评，特别是那些认为它对意识的看法不够现实主义，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实现它所宣称的完全解释意识的目标的人（Block 1994, Dretske 1994, Levine 1994）。许多批评者承认 MDM 具有洞察力和价值，但不认为除了它捕获的那些之外没有真正的意识事实（Rosenthal 1994, Van Gulick 1994, Akins 1996）。

从更多实证的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家 Michael Gazzaniga 在 2011 年提出了一个基于大脑左半球的「解释模块」（interpreter module）的想法，该模块以任意推理的方式理解我们的行为，并构建了我们行为和经验的持续叙事。虽然该理论并不打算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理论，但它赋予了这种解释性叙事活动一个重要的角色。

9.5 认知理论 | Cognitive Theories

一些关于意识的理论把意识与其独特的认知结构或与该结构的特殊活动模式联系起来。

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认知视角下的一个主要心理学例子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正如最初由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 1988）提出的那样，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用处理器（processors）和输出（outputs）对有限容量资源的竞争来描述意识，这些资源「广播」信息以供广泛地获取和使用。以这种方式提供信息给全局工作空间使其至少在取用意义上具有意识。意识可用于报告和对行为的灵活控制。就像丹尼特的「大脑名人」，在工作空间中的广播使内容更容易被取用，并对其他内容和处理器产生影响。同时，原始内容通过来自工作空间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内容的经常性支持得到加强。工作空间的容量限制对应于许多认知模型中对注意或工作记忆的限制。

斯坦尼斯拉斯·德哈恩等人（Stanislas Dehaene et al., 2000）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模型，提出了与特定的神经和功能性大脑系统的联系。特别重要的是，当且仅当相关内容进入更大的全局网络时，取用和现象意义上的意识才会发生，该网络涉及初级感觉区域以及许多其他区域，包括与注意有关的额叶和顶叶区域。Dehaene 声称，有意识知觉只有在那个更大的全局网络被「点燃」时才开始；初级感觉脑区的活动无论多么强烈或如何反复出现都是不够的（9.7 节中 Victor Lamme 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注意中间表征（Attended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AIR）。另一个认知理论是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 2012）的注意中间表征理论（AIR）。该理论是对意识的神经-认知混合解释。根据 AIR 理论，一个有意识的知觉必须同时满足认知和神经条件。它必须是对知觉中间属性的表征，普林茨认为这些属性是我们在意识体验中所能意识到的唯一属性：我们只体验外部物体的基本特征，如颜色、形状、音调和感觉。根据普林茨的观点，我们对更高层次的属性（比如一棵松树或我的车钥匙）的意识完全是判断的问题，而不是意识经验的问题。因此，在 AIR 的中间表征（IR）方面，如果要成为有意识的，这样的表征内容也必须是被注意的（AIR 的 A 方面）。普林茨为每个组成部分提出了一个特殊的神经基底。他将中间表征与感觉皮层中的伽马频段（40-80 Hz）矢量活动联系起来，并将注意成分与能纳入伽马矢量活动的同步振荡联系起来。

9.6 整合信息论 |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对多种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是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上所述（第 6.4 节），这经常被援引为意识的主要功能之一。内容整合在各种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第 9.3 节）。而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2008）的一项提议更进一步将意识与整合的信息联系起来，并断言相关的信息整合对于意识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而不管它是在什么基质上实现的（不一定是神经或生物）。根据托诺尼的整合信息理论（IIT），意识是系统的一个纯粹的信息-理论属性。他提出了一个数学衡量标准 φ，其目的不仅仅是衡量一个给定系统各部分的信息，还包括系统组织中所包含的超过其各部分的信息。这样一个系统可以包含许多重叠的复合体，根据 IIT，具有最高 φ 值的复合体将是有意识的。

根据 IIT，意识在数量上是变化的，对应 φ 值有许多不同的程度。因此，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如一个单一的光电二极管，如果它不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复合体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IIT 意味着一种泛心论的形式，对此，托诺尼明确表示赞同。根据 IIT，相关意识的质量是由相关的整合复合体中信息关系的总体决定的。因此，IIT 旨在解释现象意识的数量和质量。其他还有不少神经科学家，特别是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也赞同 IIT 的方法（Koch 2012）。

意识的神经理论有许多形式，尽管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所谓的「意识神经关联物（NCCs）」。除非一个人是二元论者或其他非物理主义者，否则他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相关性，至少有些 NCC 必须是意识的必要基底。一个解释性的神经理论需要解释为什么或如何存在关联，如果该理论支持物理主义，那就需要说明基本的神经基质如何能够与它们的神经关联物等同，或者说至少通过满足所需的作用或条件来实现它们（Metzinger 2000）。

这类理论不仅在它们所感兴趣的神经过程或属性方面有所差异，并且在它们所解释的意识方面也存在不同。有些基于大脑的高级系统特征，而其他的则侧重于更具体的生理或结构属性，它们预期的解释目标也有相应的差异。大多数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期望能与其他描述层面的意识理论相联系，如意识的认知、表征或高阶理论。

诉诸于全局整合场（global integrated fields）的模型是意识的神经理论的一个例子（Kinsbourne, 1988），其结合了大脑的同步振荡（Singer 1999, Crick & Koch 1990）、NMDA 介导的瞬时神经集合体（Flohr 1995）、丘脑调节的皮质激活模式（Llinas 2001）、可重入皮质环路（Edelman 1989）。在额叶和中脑区域之间进行的连续行动-预测-评估循环的比较器机制（Gray 1995）、基于左半球的解释加工（Gazzaniga 1988），以及基于额叶-边缘系统联系（Damasio 1999）或额叶周围灰质（Panksepp 1998）的情绪性躯体感觉止血过程。

在每一种情况下，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相关神经层面的组织和活动，如何成为意识主要类型或特征的基础。全局场或瞬时神经同步集合可能是现象意识中意向性统一的基础。基于 NMDA 的可塑性、特定的丘脑-皮层投射、有规律的振荡波都可能有助于形成短期但广泛的神经模式或规律，这需要学者从各种特定的大脑模块的局部活动中「编织」出整合的意识经验。左半球的解释加工可以为有意识的自我意识叙述形式提供一个基础。因此，多种不同的神经理论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助于部分地理解不同形式的有意识心理与活跃大脑在其复杂的组织和结构的许多层次上的联系。

最近的一个争论涉及到全局性活动或仅仅局部的经常性活动是否足以产生现象意识的问题。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模型（Dehaene 2000）的支持者认为，只有当内容被激活时，涉及额叶和顶叶区域以及大脑皮层主要感觉脑区的大规模经常性活动模式才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意识。其他人，特别是心理学家维克多拉姆（Victor Lamme, 2006）和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 2007）认为，即使在没有语言报告和其他取用意识指标的情况下，感觉皮层内较高和较低区域之间的局部反复活动（例如与视觉皮层之间的活动）也足以构成现象意识。

9.8 量子理论 | Quantum theories

其他物理理论已经不再限于神经系统，而把意识的自然位置放在一个更基础的水平上，特别是在量子现象的微观物理层面。根据这些理论，意识的性质和基础不能在经典物理学的框架内得到充分的理解，而必须在量子力学所提供的另一种物理现实图景中去寻找。量子意识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量子物理学的根本替代性（radically alternative）和时常反直觉性（often counterintuitive）正是克服所谓的解释障碍所需要的，而这些解释障碍正是弥补心理物理差距的标准尝试。

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理论和模型出现，提出用各种量子现象来解释意识的各种特征。在这里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分类，甚至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解释它们所提出的量子力学的关键特征。然而，一个简短的选择性调查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现存模型的视角，无论多么片面和晦涩。

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 1989, 1994）和麻醉师斯图尔特·哈默罗夫（Stuart Hameroff, 1998）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指出，意识是通过发生在神经元内部称为微管（microtubules）的亚细胞结构的量子效应产生的。该模型提出了所谓的「客观坍缩」（objective collapses），涉及量子系统从多种可能状态的叠加到单一的确定状态，但没有大多数量子力学模型中观察者或测量的干预。根据彭罗斯和哈默罗夫的观点，微管内部的环境特别适合这种客观坍缩，由此产生的自我坍缩产生了一种调节神经元活动的相干流（coherent flow），使非算法的心理过程成为可能。

精神病学家伊恩-马歇尔（Ian Marshall）提供了一个模型，提出通过大脑中类似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Bose-Einstein condensate, BEC）的物理状态来解释意识的连贯统一性。后者是一种量子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原子的集合作为一个单一的连贯实体，离散原子之间的区别消失。虽然大脑状态不是 BEC 的直接例子，但已经有一些理由可以证明，为什么大脑有可能产生能够表现出类似一致性的状态（Marshall & Zohar, 1990）。

人们还在量子力学的整体性（holistic）和纠缠现象（entanglement）中寻找意识的基础，据此，相互作用的粒子即使在分离后，其性质也会继续相互依存。不出所料，这些模型特别针对解释意识的一致性，但它们也被援引为对传统物理学原子论概念的更普遍的挑战，根据这种概念，整体的性质将通过诉诸其部分的性质加上其组合方式来解释，迄今为止，这种方法仍被认为不能成功地解释意识（Silberstein, 1998, 2001）。

另一些人认为量子力学表明，意识是物理现实一个绝对的基本属性，一个需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被引入的属性（Stapp 1993）。他们特别指出了观察者在波函数坍缩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当进行测量时，量子现实从可能状态的叠加坍缩到一个单一的确定状态。这种模型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一种准唯心主义（quasi-idealism）形式，其中物理现实的存在取决于它正在被有意识地观察。

文献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意识量子模型，有些采取激进修正主义的形而上学，有些则不是，但上述的四个模型已经提供了一个（部分）合理的替代性样本。

9.9 非物理理论｜Non-physical theories

大多数关于意识的具体理论，无论是认知的、神经的还是量子力学的，都旨在把意识作为物理世界的一个自然特征来解释或建模。然而，那些拒绝物理主义的意识本体论者必须找到将其作为现实的非物理方面进行建模的方法。因此，那些采用二元论或反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最终必须提供不同于上述五种类型的意识的具体模型。物质二元论者和属性二元论者都必须发展他们理论的细节，以阐明现实的相关非物质特征，或等同于意识，或是解释意识所诉诸的部分。

已有部分这类模型出现，包括：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 1996）提出了一个推测性的泛心论版本，它提出信息（information）的概念不仅要解释现象和物理实现的信息空间之间的心理物理不变性，而且要解释物理的本体论，因为它本身就来自信息（「万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的一个版本）；以某种类似的方式，格雷格·罗森伯格（Gregg Rosenberg, 2004）提出了一个关于意识的解释，同时解决了因果关系的最终分类基础。在因果案例和意识案例中，罗森伯格认为关系—功能事实（relational-functional facts）最终必须依赖于一个分类的非关系基础，他提出了一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因果关系和定性的现象事实都依赖于同一个基础。另外，正如上一节（9.8 量子理论）所指出的，一些量子理论把意识当作现实的一个基本特征（Stapp 1993），只要它们这样做，它们也可能被合理地归类为非物理性理论。

10. 总结｜Conclusion

参考文献

译者：朱思嘉

排版：朱思嘉

心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