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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大选投票日临近,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讨论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会对美国人工智能(AI)政策带来的影响。一些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主张废除拜登政府行政令,可能破坏保护美国民众免受AI错误信息、歧视等伤害的关键举措。然而,相关论据存在明显缺陷。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AI政策很大概率将会有所调整。但是,颠覆性的改变事实上很难出现。大多数现有评论显然选择性低估,甚至忽视了两党AI政策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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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行政令
2023年10月,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AI自身以及衍生安全、可信度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审查AI对于特定领域的影响;要求先进AI模型的所有者向政府报告训练与保护模型的方法,提供红队对抗结果;要求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制定指导方针,帮助企业开发不受网络攻击且无偏见的AI模型。
目前,这些工作正在有序推进。NIST已经发布关于风险管理、安全软件开发、合成内容水印和防止模型滥用的多项指导文件,并和多个领先的AI开发者建立合作关系,开发用于测试模型的工具。支持者认为,拜登政府行政令的推进,为AI开发者提供了回应安全问题的工具。这对维持政府对于AI的基本监督,以及推动开发者提高安全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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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拜登政府行政令的批评
然而,拜登政府行政令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批评。
一是鉴于AI是否安全的基准是人为确定的,所以对于偏见和虚假信息的界定将会基于特定的价值观进行。这就意味着,要求进行安全测试或者报告红队对抗结果的举措,可能会异化为事实上的审查制度,进而危及言论自由。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猛烈抨击拜登政府行政令,将其称为“言论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二是拜登行政令中的要求,可能是更严格的政府监管计划的“垫脚石”。这种推断并非没有依据,早在2023年11月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言的哈里斯就已表示未来需要更多对于安全的承诺,并且强调了强有力政府监督的重要性。保守主义者担心,更繁重的要求不仅可能延迟模型部署,还会存在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这些负面影响,将有可能重创初创企业,扼杀AI领域的创新。
三是拜登政府行政令还被指责“使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发起或者加入一场针对AI监管的逐底竞争,确保政府的举措不会阻碍美国赢得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AI发展竞赛。
03
特朗普上台可能带来的美国AI政策调整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特朗普声称将在当选后废除上述拜登政府的行政令。其在竞选纲领中宣称:“该行政令阻碍了AI创新,并将激进的左翼思想强加于该技术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党人支持以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为基础的AI发展。”这一论述以及特朗普上一任期的历史记录,似乎能够作为勾勒特朗普当选之后AI政策的两项主要依据。
根据竞选纲领的表述,假如特朗普当选,其领导的政府将会实施更加强调促进创新的AI政策,这也是特朗普上一任期AI政策的显著特点。早在2019年2月,特朗普签署了第13859号行政令,题为“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与拜登政府行政令不同,特朗普政府行政令的重点是推动技术发展、培训工人、促进对于AI的信任,以及营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环境。特朗普政府行政令要求将人工智能研究投入增加一倍,并建立首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可以预见,如果再次执政,特朗普及其领导的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支持。
和竞选纲领一致,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同样表现出在AI领域的去监管倾向。在其首个任期内,特朗普的商业背景使其总体“同情”商界,几乎没有任命强硬的执法者进入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等执法机构。当时,多项备忘录、会议总结文件和标准化报告都曾强调,应当警惕过度政府监管对于AI创新的阻碍,并最终危及美国在AI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
相较于拜登政府,不难看出特朗普更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利用AI提供的机会,而非过度关注风险缓解。因此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AI政策或将比拜登政府更加强调自由市场和减少政府监管。这将增加流入AI领域的资本,加快AI的研发和部署。
此外,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减少国际合作——这植根于特朗普本人对于传统国际合作机制和盟友关系的质疑。拜登任期内,美国政府努力参与包括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内的多个全球论坛,并推动自身研究机构与关键盟友的研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合作进行AI测试并且探索建立共同标准。如果再次当选的特朗普延续其在第一任期内以美国为中心的路径,前述国际合作的稳定性将有可能受到影响。
04
特朗普上台很难带来美国AI政策的颠覆性变化
上一节中的观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主流的观点。然而,当前讨论往往过高估计了特朗普当选可能带来的影响。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并不会给美国的AI政策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初步印证。
首先,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记录所作的大部分推论,忽视了技术和社会现实条件巨大的变化。在特朗普首次上任之初,谷歌还未推出Transformers架构,AI在技术上远不如今日成熟,距离能够直接满足C端客户需求的应用相距甚远。除了AlphaGo在围棋领域战胜人类棋手引发现象级的关注外,AI在公众舆论中的热度远不如现在。从精英到大众,彼时都普遍缺乏对AI发展所带来潜在社会风险的有效认知。例如,时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努姆钦对AI取代就业的担忧不以为然,称这种前景遥不可及。
然而,伴随着技术的快速演进,人类对AI风险的认识和感知愈发深刻。ChatGPT的问世,更进一步将这些风险推向公众舆论的中心。在多个国际组织和论坛相继发起倡议之后,采取必要手段确保AI在安全框架内发展几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延续其第一任期内对AI的放任政策,显然将会面临更高的成本。特别值得考虑的是,即便美国选择采取去监管策略,其他法域严格监管政策的外溢效应同样可能会对美国的AI企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海外业务占比较大的领先公司而言。
其次,竞选纲领多以调动选民情绪作为首要目标,其中的“夸张修辞”未必准确转化为实际施行的政策。除废除拜登政府行政令外,其余竞选纲领的相关表述仍然模糊,并未涉及具体、可实施的政策方案。这意味着假如当选,特朗普及其领导的政府仍有很大空间选择具体的政策工具,最后的结果可能与竞选纲领中描绘的愿景存在显著差异。
另外,即便从法律程序上推翻拜登政府行政令是可能的,其影响也无法完全消除。事实上,拜登政府行政令中有许多要求的截止日期,在下一任总统就职前就已经过去。除了停止持续报告外,推翻该行政令的实际效果可能非常有限。
最后,尽管两党在过去十余年中对AI监管确有分歧,但美国的AI政策仍然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连贯性。一方面,拜登政府行政令主要通过自我监管实现。这意味着至少在目前,民主党加强AI监管的举措并未显著削弱自由市场竞争促进AI创新的能力。同时,拜登政府的AI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强调,在加大预算资金投入的同时,在更多领域对数量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施加了更为严苛的出口管制。
另一方面,事实上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就确保AI的安全研发和部署采取必要措施。在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末期,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倡导以尊重基本权利和维护西方共同价值观的方式塑造AI发展。这与当今拜登政府基于共同价值观的AI国际合作路径并无不同。在近期的采访中,特朗普也提及了深度伪造等技术的危险,以及AI对安全构成的挑战。在7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其竞选搭档万斯也承认存在一些有害的AI应用。
近期美国14岁男孩在与聊天机器人互动后选择自杀的悲剧表明,随着AI技术的进步和更加广泛的部署,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将引起更加激烈公众讨论,持续塑造倾向于支持政府监管的民意基础。这意味着,无论谁将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都将至少采取最低限度的措施,应对AI可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潜在危害。
作者丨胡博翔
审核丨吴宗泽
终审丨李鑫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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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自“ DataLaw 前沿观察站”,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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