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梁正｜技术范式的流变：从效果-效率原则到价值嵌入

技术范式概念的灵感受科学范式直接启发，同样难以避免概念含混性的诘难。库恩的科学范式蕴含着信念、心理、精神等非理性因素。正如，范式转换引发科学革命的支撑论据、解释效果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的、令人信服的逻辑关联，技术范式转换诱发创新亦颇受质疑。

技术范式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多西（Giovanni Dosi）认为，技术范式是基于自然科学派生的特定原则和特定技术条件，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模型和格式。[1] 他特别强调，技术范式旨在获取新知识并尽可能保护它，防止快速扩散给竞争对手。[2] 可见，多西的技术范式保持相对封闭性，要求技术创新按照特定模式形成技术轨迹，通过在其领域煽起“创造性毁灭”取得竞争优势地位。这种来自库恩的直接灵感折射出：技术范式似乎也扮演了“理论缺失替代品”[3] 的角色，未能得到足够澄清。它编织了技术发展模式研究的“范式箩筐”，将技术创新中难以言说的、尚待检验的、模糊不清的部分抛进“技术范式箩筐”，作为说明和解释技术创新或技术变革的“介质概念”。

技术范式研究似乎折射出两个矛盾倾向。一方面，研究范围呈现出向宏观领域扩展的趋势。[4] 技术范式被用于阐释技术发展阶段的整体性、全局性演化。另一方面，技术范式需要关怀具象，通过具体案例佐证所谓技术范式转换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单靠技术范式概念无法兼顾宏观与微观，必须借助其他范畴、概念、逻辑补足其阐释机制。随即出现了一系列与技术范式相关联的概念：经济-技术范式、产业-技术范式、创新范式、社会-技术范式、政治-技术范式等，进一步突显了技术范式研究的内容差异性和逻辑复杂性。

库恩本人承认对范式的使用太过宽泛，以至于失去了控制。[5] 同样，笼统的、含混的技术范式概念既难以描绘创新前后的整体技术图景，又很难形成逻辑清晰的翔实解释。多西本人也称技术范式是一个“印象派”的类比，不应该不加以限制地应用。[1]技术范式在描述、说明、解释的过程中难以统筹综合与分析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宏观概述与微观描摹。因此，不妨通过追问技术本质的途径，探究技术范式哲学意涵的方式回答技术范式究竟是什么。这一过程区别于外部限定方法（经济、产业、社会、政治），转而借助内部归因，挖掘蕴含于技术本质的技术目的（效果）和技术“促逼”（效率）之于技术范式的形塑。本文试图回归基于技术本质的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新技术范式。

整体而言，技术范式的流变表现为技术系统的演化。技术进步的真正问题在于从一种技术系统到另一种技术系统的过渡。[6]技术系统是由人工物、操作技巧和工程知识三个维度的要素构成的。[7] 技术系统的升级即人工物、操作技巧和工程知识的更迭，通过变革技术范式实现效果-效率原则的统一。

效果原则指向技术功能实现，即成全技术目的。技术目的反映人之目的，效果原则表达人的需求。效率原则要求快而好的技术功能实现，即提升技术效率，映射了技术的内在逻辑。效果-效率原则既是技术本质的外化，又折射出技术范式的内涵。多西将需求拉动（demand-pull）和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纳入技术范式研究。[1]需求拉动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型，[8] 技术推动则更早地被广泛认识到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 而多西认为市场、需求作为对创新过程的单向说明，不足以解释技术范式的出现。[1] 且有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及相关产业的崛起鲜明地显现出技术推动的驱动影响。[10]也就是说，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事实上构成互动机制，共同约定着技术范式。

不过，上述研究大多将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视为影响技术范式的外部因素，没有将其内化于技术范式，从内部解析基于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是何以可能的，回答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之于技术范式意味着什么。

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规制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技术本质之于技术范式的外现。技术起源于需求，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技术功能规定了技术发展方向。且没有一项技术在其诞生之初就是完美的，技术效率又推动技术自我革新，使技术趋向更高效地实现功能。因此，技术范式在根本上遵循效果-效率原则，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是技术系统演变的内生动能。

具体而言，需求拉动表现为个体和社会经济需求的满足。个体需求是不足之意识到求足之行为的直接动源。社会经济需求是在总体而言的，指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技术创新的需求。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社会经济需求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引发。当生产不能满足消费，被刺激的需求便通过技术革新传递，以回应消费期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显示在生产对穷人所具的意义中……工人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盈利来源。[12]需求拉动总是指向现实中的功能实现，它具有周期性，并不因一时满足而终。因此，需求拉动反映了技术范式中技术目的的指向性。

技术推动是技术由不完善到完善，从低效向高效的更新过程。技术向更好、更高效、更安全的历时性演化说明技术推动是技术范式演化的另一质性动源。康斯坦（Edward W. Constant）称之为技术的“推定性异常”（presumptive anomaly），即技术的不完美性是技术进步的隐性动力。[13]当需求拉动满足了想象与现实间的功能性转化时，技术推动随即开始主导技术创新，以期更高效地实现目的。每个人的智能手机时常出现软件更新提示就是最常见的例子，通过不断地修复漏洞、弥补错误，实现技术进化。越是复杂的技术，越需要频繁地更新。技术推动映射出技术范式中技术效率提升的动态性要求。

容易被忽视的是，文化要素或直接或间接地规约着技术范式。技术文化渗透于技术规范规约人类行为，它既来自于技术系统内驱的工具理性，又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被形塑。内部看，工具理性是技术文化的核心表现形式。人们依托工具理性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的方式设计和创造人工物。工具理性构成技术活动的灵魂。外部看，技术文化受广义文化的影响。技术产品、技术服务、技术流程、技术知识中都渗透着所处情境的文化价值，形塑技术文化。文化规约能够揭示技术范式的多重变相。

技术创新遵循的效果-效率原则——技术目的实现和技术效率提升从技术本质诠释了技术范式的内涵。技术创新是目标明确的理性化建构，是以理性方式对目的性活动效果、效率与模式的自觉追求。[14] 此外，文化嵌入技术，技术复杂性使其在文化之间的转移中形成多元稳定性。[15]需求拉动、技术推动、文化规约的相互作用塑造技术发展模式，构成了技术范式的本质内涵。

智能革命推动了新技术范式的实践升级。新技术范式彰显了全球发展战略和各国未来战略，效果-效率原则和价值嵌入的耦合实际上顺应了技术实践的系统性、复杂性、多样性趋势。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价值要素前所未有地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中显现，进而推动构建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  

功能是技术的初级目标。技术功能连接了物理结构和人类意向。技术功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与其物理特性相关，物理特性决定了技术功能的基础；另一方面与人类意向相关，人类意向决定了技术功能的指向。[37]技术制品的功能只存在于人类表征领域，人类将功能赋予物体。[38]效率是技术的次级目标。一旦技术功能达成，技术的“推定性异常”便构成主要矛盾，因而二次创新的任务在于提升效率，才有利于技术推广。功能-效率-价值的综合是技术的高级目标。它是新技术范式区别于传统技术范式的新之所在，它要求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类善的生活提供正向引导（图1）。  

价值要素的出现也使得新技术范式更加立体了。在传统技术认知中，它被认知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价值中立的形而下者。随着技术哲学对技术本质分析和阐释的深入，技术工具论认知正在发生着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在改变人类行为，塑造人技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及重构人类对世界理解中发挥的非中立性、非工具性作用。尤其，ChatGPT等大模型使我们看到，价值是内化于技术的。因为它不仅要正确地回答使用者提问，还要具备与使用者产生高效互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合乎人类价值地与使用者互动。技术在传递价值、表达价值、重塑价值。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功能-效率-价值”新技术范式的发生学。传统技术认知的工具论、中立论被消解了。人工智能革命即是“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替代传统技术范式的技术本质逻辑的变革。  

依据新技术范式，可以对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作一比较讨论（图2）。传统燃油汽车和现代新能源汽车在功能和效率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各国积极推行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的政策，恰恰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被写入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噪声等价值，是全球减碳、控碳诉求下的产物。将价值嵌入技术的过程也回应了新技术范式对其“功能-效率-价值”综合性能力的约定。如此，新能源汽车体现出技术创新发展的立体化倾向，即目的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平衡之间的协调。  

新技术范式的价值嵌入集中通过技术设计者与技术使用者表现。对技术设计者而言，他们的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独立了。设计成为一项集体工作，一项价值塑造工作，它意味着越来越重的责任被赋予设计者。然而，“他们可以轻易地被剥夺取得对他们自己的责任范围的清楚的完整认知的可能性，他们因而也就能开始感到自己最终成了技术发展之中的不重要的环节。”[39]伦理层面的责任对应问题使得价值嵌入将愈发凸显。对技术使用者，并没有太多机会体验到设计者们的失落感，可事实上，他们摆脱了被动地位。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中不难看出，使用者成为主导技术发展方向的价值嵌入参与者。因此，价值要素作为技术创新的组成部分。建构新技术范式是技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外在要求。  

总而言之，技术功能反映技术的实用取向，技术效率反映技术的经济取向，技术价值反映技术的道德取向。新技术范式的出现既不能简单归为渐进式创新，又不能片面地理解为颠覆式创新而导致的机制突破，而是实践过程中新要素逐步显现的结构性变革，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有序的多态稳定的过程。未来的技术创新是三个维度并行的，价值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一个显性核心要素。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新世代，技术创新、技术更迭将实现质的进步，而价值要素就是这个质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培养中的伦理教育，到技术设计、研发中价值嵌入，再到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价值表达与回应。技术发展不再拘泥于工具理性线性地目的实现和效率提升，而是开始沿功能、效率、价值的新技术范式，寻求三维一体的综合，全方位地考量技术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价值效益。技术创新向多元化、价值化、包容性的方向发展，进而在新技术范式中衍生新的技术生态。  

技术范式的流变是历史的。旧技术范式中需求拉动、技术推动发挥主导作用，功能和效率是衡量技术进步的核心指标，技术创新遵循效果-效率原则。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价值要素成为技术范式的新特质。一方面源于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技术形态中寻求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技术生态化、价值化趋势要求技术逻辑向循环、可持续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拟人化加速了价值要素的显现过程，反映了技术的世代性价值转向。因此，将价值“写入”技术，运用规范性方法从最初的设计层面缓解技术负效应，建构耦合于技术创新的价值指标，导致了新技术范式的功能-效率-价值融合。当然，新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仍是进行时。人工智能的拟人化特征使得价值嵌入是无法回避的，它所承载的价值属性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技术都要多。这既包括外部的价值诉求，它应该是无害的、安全的、可控的、环保的；又包含内部的“写入”诉求，技术应该符合人类的价值取向。所以，新技术范式的功能、效率和价值三个维度，构成立体的技术创新模式。追问技术对“善”的人类生活的影响，正是新技术范式的“新”之所在。（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