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引起全球市场波动。短短一周内，美国对华商品关税从累计54%跳涨到104%，随后进一步提高至145%；截至2025年4月，白宫宣称对华商品征收累计关税已高达245%。中美关税战对全球人工智能（AI）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多次提高对华关税，涉及电子零部件、半导体等关键产品，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令AI产业链面临成本上升和供应中断的风险。
1.关税战让AI供应链上游原材料安全问题凸显
2.关税战将给芯片制造环节带来不确定影响
3.关税战正在推高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造价
4.关税战将显著提升AI的使用成本
针对集成电路产品的关税壁垒其实一直存在。美国自信自身在AI技术与创新方面仍占据优势，需要的是与研发能力相匹配的工业制造能力。为了使制造业回流本土，使“芯片等在美国制造”，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进口商品分批次加征高额关税，涉及价值数千亿美元商品，包含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重返执政后进一步升级关税战，不仅维持对华高额关税，还启动了针对半导体产业的“232调查”，以国家安全为由拟对进口芯片和设备加征特别关税，包括半导体及其衍生品和下游产品。同时，对其他国家特朗普明确表示计划对“外国芯片”征收25%以上关税，并在一年内“大幅上调”，这一举措直指台积电等海外晶圆代工的产品输出，意在迫使半导体制造链迁回美国。
特朗普对外国制造的计算机芯片征收 25% 的关税 并将在一年内大幅提高 图源：PC MAG
面对美国的单边关税措施，中国政府采取了对等反击和供应链调整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中国调整了芯片原产地的认定规则，希望利用国内庞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对美国的芯片关税措施实施反制，既对冲特朗普的关税战略，也是警告国际半导体企业不要将高端产能全部转移到美国。另一方面，加大了供应链自主化的力度，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本土半导体、人工智能企业，以降低对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同时，中国还对稀土等战略资源加以出口限制，作为关税战和贸易战中的反制筹码。
欧盟推出“欧洲芯片法案”，计划投入数百亿欧元发展本地半导体生产能力，减少对美中供应的过度依赖；日本则与美国、荷兰达成协议，限制先进芯片设备对华出口；韩国与台湾在关税壁垒下处境两难，虽然在美国对华征收高额关税后收获大量转移订单但自身也面临关税上涨的威胁，韩国电子企业面临美国对华为等中国客户的制裁要求，台湾的台积电则被美国施压去美国本土建厂生产，以缓解美国对亚洲晶圆厂的依赖。由于跨国公司为绕开中美关税而重新布局生产，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国家成为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在电子产品代工领域吸引大量投资，但其产能完全不能与中国相比，导致供应链脆弱性进一步上升。欧盟为《欧洲芯片法案》锁定 470 亿美元投资计划 图源：网络
稀土元素作为AI产业必须资源用于制造芯片、电动机、传感器等元件，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自动驾驶和高性能计算设备中。中国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稀土，在稀土供应方面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中国断供稀土资源将使全球AI供应链遭到冲击。如果关税战继续升级，中国出于反击目的收紧对稀土资源出口管制将对世界绝大部分芯片制造商造成严重影响，供应链将会面临中断风险。同样的原因，半导体制造涉及硅晶圆、光刻胶、超纯化学品等高度专业化的材料同样跨国分布，易受关税战冲击。在金属材料和基础零部件方面，如果对钢材和铝等基建金属材料加征关税将直接推高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成本。原材料由于关税战价格波动会使AI供应链上游的压力传导至下游环节。企业为应对材料涨价，不得不提前储备库存或寻找替代来源，从而增加了供应链的资金占用和管理复杂性。
特朗普重回白宫后发动对进口半导体的大规模关税威胁，计划对所有外国芯片征收25%起步并逐步提高的关税。如果对台积电、三星等主要芯片制造商的产品征税，无疑将推高美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成本。此前，如英伟达等企业的主要产能位于台湾、韩国等地，不直接从中国进口成品，短期受关税影响相对较小。一旦美国全面芯片征税实施，连非中国产的芯片都课以重税，将迫使这些公司提高产品售价或寻求在美国本土发展产能。但同时中国也在采取措施进行反制，试图化解美国的产业回流策略（如前面提到的修改芯片原产地认定规则等），特朗普上台使得关税战正从最初只针对中国，演变为美国试图全面重塑全球芯片制造版图的工具，随着中美之间博弈加剧，芯片制造等环节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将大大提高。
AI模型训练和推理对数据中心的需求激增，各大科技公司正投入巨资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然而，关税战正在推高这些基础设施的造价。以美国为例，美国本土几乎没有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可替代选择。关税将使建设AI数据中心的成本显著提高，不仅服务器要加税，数据中心很多其他设备如制冷和电力基础设施也来自进口，冷却系统中的精密空调、柴油发电机、电池等往往也是跨国采购，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使这些组件价格上扬，可能导致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支出。在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暴增的情况下，企业可能选择将数据中心迁往海外。此前，电力成本已经促使数据中心向能源低价地区转移，关税战提供了另一重动力。如果关税战持续，那么东南亚、中东等关税成本较低地区的国家将成为数据中心的新选址。短期来看，外迁数据中心能够有效规避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但从长远看则可能削弱迁出国的科技地位，并进一步在数字技术设施的全球竞争中丧失优势。
在AI的使用段，关税战将显著提升AI的使用成本，进而削弱AI产业的竞争力。关税导致的硬件投入增加还会反映在云服务的运营成本上，这部分成本可能最终被运营商转嫁给客户，AI服务价格提高影响具体应用的普及速度。如果预算大幅超出，企业可能放慢建设节奏或缩减规模，这意味着AI研发和商业化进程可能被拖缓。比如，一个科技巨头原计划一年内上线10个AI训练集群，但在关税冲击下可能只能上线8个。需要权衡的是，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供应链回迁，但长期来看也存在削弱本土AI发展的风险。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关税战对AI供应链的影响是深远且全局性的，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服务供应，各环节都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更复杂、严峻的贸易环境。关税战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博弈，美国试图通过关税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吸引相关产业回流，试图塑造美国的AI全产业优势；中国则以反制关税、进出口政策调整和自主创新相回应，寻求打破对美技术依赖并化解美国产业回流战略。其他国家虽受到关税影响不如中美，但也受到较大冲击。当前各国政府在关税战开启以来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相继出台产业政策、投资本土生产来降低关税战冲击。
关税战对企业的弹性和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全球大型企业如英伟达、苹果等都将关税视为供应链决策的重要因素。分散布局、产能迁移等策略短期能够有效规避关税战带来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将会削弱供应链的稳定性。只要关税壁垒继续存在，如何布局供应链，优化供应网络，平衡关税和效率将是AI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
关税战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虽然直接成本上升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但却能够倒逼企业增强自我发展。例如为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替代产品、寻求技术创新在研发段增加投入来减少对他国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产芯片、开源软硬件的发展。然而，如果关税长期居高不下，成本压力可能挤压企业的研发投入，或将其转嫁给消费者和用户，不利于AI的普及和应用。这种利弊权衡需要产业和政策制定者持续关注。
关税战在短期内给AI供应链带来了阵痛和混乱，但从长期看，它也促使全产业更重视安全与弹性。随着各国政策博弈和企业战略不断演进，AI供应链将走向一个新的均衡态。这一过程中，紧密跟踪政策变化、灵活调整供应链布局、加强国际协调，将是AI行业参与者应对关税战冲击、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最终，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真正解除关税战给全球AI供应链系上的“铃铛”，实现共赢发展。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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