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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


杨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合著)《在明明德》(合著),译有《要领》《教导》等。插画:邵忠

黄仁勋穿上印着港科大缩写字样的特制皮衣,在获颁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时与校董会主席沈向洋对谈。谈话中,特别说起对于robot industry(机器人行业),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所独有的机电一体的完整生态是多么有价值。黄仁勋斩钉截铁地说,有三种最有望实现大批量生产的robot(机器人),“有三种,而且也就这三种——autonomous car,drone,humanoid robot(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和人形机器人)。”
不少观众,听到这一断言时都会有片刻的犹疑,倒不是因为要评判一下黄仁勋的结论是不是站得住脚,疑问主要是出在这个分类上——在很多老百姓的日常表达中,当然也包括在各种媒体的话语体系中,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都属于广为关注的科技与产业领域,但却不怎么会将它们算作是“机器人”。
注意,黄仁勋嘴上说的是robot,而中文字幕和之后的中文新闻报道用的都是机器人,这个分歧也就引出来了从robot到机器人的一个有趣的也并不算一小步的演进。
robot这个词源于捷克语“robota”,这个词在斯拉夫语系中原指中世纪欧洲农奴制下的强制性劳役制度。古捷克语的“robota”特指农民需向领主提供的无偿劳动服务,多指田间耕作、建筑修缮等体力活。一战刚结束不久的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写了一部科幻剧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剧情讲述的是工厂生产专为人类服务的“人形工具”labori(拉丁词源,劳动),而他哥哥Josef不同意,建议他用robot来表示,突出是“被迫劳动”,弟弟听从了哥哥的意见,于是,robot这个词就这样造出来了。

在恰佩克的剧本中,robot被设定为生物工程的产物,其皮肤组织由化学合成,骨骼采用金属强化,具备逻辑思维但缺乏情感,并且这种人造工具最终是走向觉醒而反抗人类了的。这种设定本身就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性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也带来robot这个词的迅速流行。
到1923年时,恰佩克的剧本有了30多种语言的版本,英文版的上演和热评帮助robot直接纳入英语词汇库。日语在1923年把robot翻译成了“人造人間”,二战后通过音译形成“ロボット”(robotto);中文一开始也把robot译作“人造人”,而到了1950年代后改译为“机器人”。除了中文,robot在各种语言中的翻译,基本上都与robot的形或音近似。为什么中文特别强调是“机器”呢?意译的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形象上的原因。
在最早捷克版的戏剧中,robot在外观上和人类完全相同,几乎无法区分,而后来在英美公演时,robot的形象就从一开始的人模人样变成机器外露的模样,从传播的角度是要与人们心目中那种作为劳动工具的、实用主义的、粗鄙笨重的、关节僵硬行动迟缓、缺乏人性的的刻板印象相吻合。中文“机器人”的译法,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到了1980年《铁臂阿童木》引进中国播映,虽然是动画片,但也称得上是一次由机器人引发的全民想象力迸发。1963年手冢治虫创作时,设定了铁臂阿童木诞生于2003年。而2003年,虽然没有等到阿童木,我也还是继续在课堂上启发学生们讨论机器人话题;当时在学校给本科和MBA同学开的伦理学课里头,我们以1982版《银翼杀手》作讨论素材,相对于阿童木们对未来社会的乐观,那片子让不少同学感到压抑,当时课堂上对于为什么《银翼杀手》里未来充满废墟感、整天下酸雨还那么阴暗的社会样态有过激烈讨论。1968年的小说原著里未来场景是设定在2019年及其后几年,也就是现在——看起来人类的想象力,不管乐观还是悲观,都还是有点儿超前。小说里头被追杀“强制退休”的是android(仿生人)——这个词其实早在1886年的法国科幻小说《未来夏娃》中就是“外表像人的机器”,比robot早34年——andro意思是“人”,-oid则表示“形似”和“类似”。说起来呢,android要比robot更强调外形上与人相同,当然,后来被更多人当成了“安卓”又是另一枝故事。这些过去故事里的“未来”时点都也已成过去,想象中的未来还称不上已来,不过也许正加速而来。
robot的含义经历着不断持续扩延和丰富的过程,越来越是强调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自动化机器,具备类人智能,能代人“劳”;可以造形、外观像人,也可以是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上肢,机器臂),或者全然与人形无关,如robot vacuum(扫地机器人)——只要自主自动,能代人劳。翻译成中文时还照例是机器人,当然,到了robot dog(机器狗)的时候,多少觉得要是有个“人”字、搁在机器和狗中间有些不太好办。
robot并不在乎外表像不像人,只要具备足够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物理交互能力,就是robot。也就是从这个判断标准出发,黄仁勋,以及产业界把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也放在了robot这个类别中。而不同于robot,中文的机器人,因为有个人字殿后,自然就包含着造型上得像人的期待,或者至少像动画里的人,比如可爱的阿童木。这就不得不说,“人形机器人”这个显得繁复的新造组合词,真就是为了解决机器人出现了太多的不具人形的类别后,而特意加上“人形”来强调其作为一个子集而区别开来——这个子集要长得像人,不管你是否故意外形凸显其机器感;英文在robot前加上了humanoid这个定语,不知这个-oid是不是为了要故意躲着android。
叨唠这些个“命名简史”,显然不是想掀起一场“是否一定要造像人一样的机器人”的大辩论——虽然很愿意推荐这个辩题给大中学生们——而是想说说事物的命名、译名可能会对想象力、创造力乃至理解产业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
汽车可以算是20世纪里对人类赋能最强的工具之一,当然后来还要加上个人电脑,21世纪初则还有智能手机。car最早指的是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很长时间里指的都是马车,随着汽车走向大众普及,car就更多指的是汽车了。马车呢?基本没了。美式英语的cellphone和英式英语mobile phone说的都是移动电话,smartphone则曾经专指智能手机。而今,说phone说的就是智能手机了。不智能的电话呢?已经快没了。
汽车还有个更书面正式的表达是automobile,解析这个词,发现它表示的是“能自己移动的车辆”,无怪乎翻译成日文就成了“自动车”,虽然那时候不会就已经在预示着未来的车都是自己能动、而无需人去驾驶;但自动车这个名字还真适合说明无人驾驶(driverless或autonomous)。
名字越短,就越说明其主流、日常,不可或缺,自然而然。想一下不久的未来,car可能还会有一次从增加修饰词到扬弃修饰词的过程,那个修饰词可能是electric,也可能是autonomous。就像人们现在需要特别用paper map(纸质地图)来专指旧式的地图一样,今天路面上跑的最多的汽车,未来八成得加上额外的修饰词(比如gas或diesel)来特指。
说说另一个跟命名有关的事儿。重要的科技升级了人们的产品,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要是能算得上“划时代”,往往是以一大批新的命名为标志的,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碰巧也缩写成GPT)作为前缀的一个新词。比如:电,汽、网,等等。原来也有的物件,被新科技给升了个级,命名上就是加个前缀。电灯、电扇、电梯、电话,汽车、网购、网银、网红。电和电子还不一样,各有一批词。可以预估一下,接下来“智”打头的新组合词也许会多起来,但哪些词最后能在大浪淘沙后,留在2050年的日常生活中,现在还难预测。
名词动用,标志着某些产品和服务如此大众化,融入生活而不自觉,也算是命名改变世界的例子。国外有“google it”“Facebook me”,国内也有“微信一下”“百度一下”“打个滴滴”,国内外都说“把它PS一下”;很快就会发生的是,新的AI入口会颠覆掉原来的搜索框——20年的光辉岁月就此过去,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会造就新一波名词动用的赢家,这时候你会觉得ChatGPT的名字起得不错,deepseek从名字就看得出有超越中文世界的雄心,豆包和元宝似乎更适合放在“问”后面做宾语,反倒wechat这个名字还挺像是AI问答对话的自然入口处——谁说微信(wechat)接下来不会变成AI重要入口呢。
说到命名简史,就不能不说到computer这个词,它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是1892年5月2日的一则招聘启事中,翻译成中文,该是计算师或计算员,指的是从事复杂但重要却枯燥乏味的数学计算工作的人,直到后来被冯诺依曼他们发明的计算机这种机器所取代。美国登月计划的早期文件里的computer这个词还忽而指人忽而是机器,后来就全都指的是机器了。
说到这儿,我就端详起英文里-er、-ist、-ant结尾的或中文里“员”和“师”这些表达岗位和职业的词汇,想象着它们会否也走入计算员到计算机的这条路、走出“机代人劳”的“难以再回返”的轨迹——interpreter,pharmacist,consultant,驾驶员,分析员,审计师、特效师......想着想着,眼前就浮现出老年王响在火车道旁喊的那句“往前看,别回头”。我们就像年轻王响一样,不为所动,开着火车径自呼啸而去。
不管今年是不是元年,也不管元年后是否还会再元年,robot未来什么样还远未定断,可以让我们尽情想象,也许正像是70年前的汽车和40年前的电脑,也可能会有比之前更快的加速度。只是说robot未来的数量会比人类多,是一个太过保守、缺少想象的预测。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地想象,不要被某个阶段的某种命名或是译名,就格式化了我们的认知,像人的,不像人的,都应该大胆地往前看、往前走。格式化,使认知固化、窄化;想象力,靠认知活化、升华。
我曾写过篇小文《教室的样子》,讨论教室的样子会如何影响教学的样子、教育的样子。从命名与革新的角度,我想多说一句,改变样子,应该从改变名字做起。说到“教室”,是以教为中心的,我们所习惯的这种一对多的设计,单向还是多向,串行还是并行,被动还是主动,这些也许名字作为限定,要负上一部分责任。改成什么呢?鼓励大胆想象。图书馆不再是以纸质图书的馆藏与借阅作为中心,去操场也主要不是为了出操,老师却不一定(一定不)老......
机器人是机不是人,无理数无处可说理。说到命名、译名中的误解乱译,人们常举“有理数”“无理数”的例子。有理也好,无理也罢,用久了习惯了的人们往往就不再有推敲和探究的好奇。有心人刻意说文解字,偏要反思以活用,是想为其赋予进步意义,激励持续再创。记得35年前秋天学院大会,回母校庆生的经济学宗师陈岱孙先生讲过一段命名的趣谈。他说,日本学者在翻译economics的时候,是从“经世济民”这个词里找两个字出来组成的,因为世民是过去皇帝用过的名字,为尊者讳,所以就选了经济。如果当初选了另两个字,那我们今天学的就叫“世民学”了。陈岱老话音未落,笑声满堂,台下诸君咸以经世济民为志业,顿觉责任满怀。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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