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对话实录】克雷格·蒙迪与崔天凯：共存与共治——中美人工智能未来的战略探索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感谢您的介绍。在我仍在微软全职工作的那些年间，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并有幸与许多中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过去几年里，我们逐步进入了一个阶段——开始认真思考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社会带来何种深远影响。因此，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AI治理的系列讨论。

这项对话的起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近两年前的一次历史性会晤。当时，亨利·基辛格博士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了一次深度交流，崔天凯大使也参加了那次会谈。基辛格博士曾明确指出，人工智能革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具结构性影响的技术变革，值得我们以最高的战略关注加以审视。

在那场会谈中，双方达成共识——要持续推进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机制，以确保相互理解并共同探索全球治理路径。基辛格博士于两年前的11月辞世后，我接受了邀请，出任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美方代表团的负责人，与中方的王超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及崔天凯大使共同推动这一重要的双边沟通平台。

这个对话机制，不仅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供了制度化沟通的框架，也促进了我们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与许多中方代表，包括崔天凯大使建立了超越正式对话场域的友谊，我们也经常在会议之外进行深入交流。这正是我此行来到上海的原因之一。

谢谢您，也感谢薛教授。同时，我也要对蒙迪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上海。

与您一样，我首先想表达对亨利·基辛格博士的深切敬意。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人物，基辛格博士在历史上的作用毋庸赘言。而在人工智能这一全新的战略领域，他同样展现了远见卓识。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积极倡导并推动中美在AI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我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正是在两年前，基辛格博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他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且内容充实的会谈。在那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中，人工智能议题被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双方就如何在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建设性的方式开展中美合作、共同探索全球AI治理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正是那场重要会晤的延续与深化。我想，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战略愿景、沟通机制，还是从民间交流的热情来看，这一进程得以持续推进，离不开基辛格博士的引领、我们两国许多前辈的努力，更离不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缅怀这位伟大的外交家、思想者和朋友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继承他未竟使命的责任——为中美在AI时代的互信与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非常感谢您，崔大使。您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深入，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和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有着深刻的洞察。

在我们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治理议题时，我注意到您随身带来了我们合著的那本书：《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在回应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双重挑战与机遇。正如书中所引用的——无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还是埃里克·施密特先生，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提出了极具战略性的思考。这些观点也深深影响了我个人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路径的理解。

我们在书中努力表达的核心立场，是“清醒的乐观主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有潜力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但同时也意识到，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导和治理，它也可能带来深远且不可逆的风险。因此，挑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建立起有效的政策、治理与合作机制，以确保我们所引导的是一个造福人类的未来。

我们当前的工作，正是要探索通往这个未来的路径——如何最大化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同时系统性地减少潜在的负面后果。

或许现在，大使您可以结合您对这本书的阅读，以及我们在过往对话中提出的问题，引导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一些关键议题。

事实上，克雷格，我在这里更是希望从您那里获得一些指导。但您说得对——我确实在反复阅读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坦率地讲，读得越深入，我对这一问题的信心反而越感不足。

我并非技术出身，长期的职业生涯让我更多关注的是外交与国际事务。但正因为如此，我也愈发意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触及哲学的根本、智慧的界限，甚至关乎人类文明自我认知的更新。

借用您在书中的语言，这本书展示了“心灵的理想主义”与“心灵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微妙张力，而我很少见到其他作品能以如此深刻的方式，对这一全新且复杂问题保持如此建设性的态度。

正如您所强调的，在AI时代，盲目的信仰和不合理的恐惧，都不足以构建起有效的战略与治理基础。这正是我非常赞同的观点。然而在书的最后，您提出了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判断：您将以“清醒的乐观”来迎接这个技术新纪元的到来。

这让我非常好奇，是什么赋予了您这样一种态度？在面对如此复杂而不确定的前景时，您为何仍然能够保持乐观，并认为我们有可能把握住它的积极面向？

亨利·基辛格第一次真正接触人工智能，是在他95岁那年，由我和埃里克·施密特共同安排的一场会议上。其实，那天他本不打算参加会议，因为身体疲惫，准备小憩一会儿。但埃里克对他说：“亨利，你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你应该听一听。”于是他留下了。

从那一刻起，亨利就深刻意识到，人工智能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议题。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将余生投入到对AI的研究与理解中。最终，他为此投入了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他不断学习、探索，并与埃里克及麻省理工学院的丹·赫顿洛克尔教授共同撰写了第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ChatGPT时代”尚未来临之际，并未广泛引起关注，但它预见性地指出了AI可能带来的诸多挑战与机遇。

我与亨利已有25年的私人友谊。我们几乎每隔一个周五就会长时间交谈，分享彼此对世界的看法。当他撰写那本书时，我告诉他，我这几年也在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尤其是在微软的经历基础上，试图理解如何将现实世界中对技术的管控经验迁移到AI治理框架中。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我们或许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治理人工智能本身。这个灵感最早来源于我五六年前与达里奥·阿马迪（当时还在OpenAI）的一次讨论。当时他正在尝试通过构建“AI宪法”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AI自我管理。

我设想的是，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AI系统，可以像我们在人类社会中那样，通过观察行为、制定规则、追踪偏差，对其他AI的运行进行判断与干预。我们不一定能“进入”其他AI的内部机制，但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治理一样，我们可以依靠行为的外部表现进行监管。

由此，我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具备高维度推理能力的AI系统，它们能否在多重价值、冲突利益与快速演化的情境中提供稳定的监督机制。这种理念，我与亨利反复交流。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必须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于是，我们共同开启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的写作工作，随后埃里克也加入了进来。

正是围绕“用AI管理AI”的系列讨论，为我、亨利和埃里克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心和希望——我们相信，AI自身的力量可以成为我们治理其自身的工具，帮助人类应对这场变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正是我们之所以坚持“清醒的乐观主义”的根本理由。

正如薛教授在开场时提到的，我曾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长达八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参与了无数双边交流，其中与亨利·基辛格博士会面多达80至90次。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对话内容逐渐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议题，转向了人工智能这类关乎未来的深层次挑战。

令我深受触动的是，基辛格博士即便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依然展现出惊人的敏锐与思辨力。他对AI时代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对责任伦理的自觉意识，以及对中美两国必须共同构建和共享未来的执着信念，都让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年龄与国界的责任感。

在您这本书中，您提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存”这一概念。而“共存”这个词，我最早也是从基辛格博士那里听到的。当时我们谈的是中美关系。他说，中美之间的未来将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共存”。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有所进展。

而正如您刚才所讲，无论AI将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它是否最终会在逻辑、效率、甚至仁慈与温和方面超越人类——这一切，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我们人类如何去设计、训练和引导它。

问题在于：当我们自身尚未学会如何在一个多元、竞争、但必须共存的世界中共处时，我们又该如何去“教会”人工智能实现共存与共同演化？当我们还在为彼此的共处模式寻找答案时，又如何为AI设定一个值得信赖的伦理框架？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明的考题。而答案，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找起。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受训，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和经济结构也不尽相同。这种多样性本身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一项巨大挑战：在文化与制度如此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框架？

亨利·基辛格的背景是历史学与哲学，而埃里克和我则来自技术领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亨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外交教练”，而我们则是他的“技术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引导我们回归哲学层面的深思。这种跨领域的融合促使我们意识到：人工智能系统最深刻的能力之一，恰恰是其多维认知的潜能。

在书的开篇部分，我们谈到人类历史上那些罕见的“多面体人物”——他们在多个领域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并能跨学科地解决问题。但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类“通才”，其认知容量与跨领域整合能力仍有极限。相比之下，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尤其是我们称之为“监督者”的系统，具备在一个“脑体”中整合多个知识维度的潜能。这种通才式能力，正是我们在面对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所拥有的一种“隐藏杠杆”。

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训练这些系统，使其接触并吸收人类数千年来形成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文化经验，它们就有可能在我们尚未找到答案的地方，提出跨文化、跨制度的创新解决方案。

就像优秀的外交官能深入他国文化、化解误解与冲突一样，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合作的桥梁。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人类传递信息的速度，AI能够在同一系统中并行处理大量复杂信息，突破传统外交与认知的瓶颈。这种“整体思维能力”，或许正是我们破解当前全球性难题最具变革性的“新工具”。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仅仅把人工智能视为提升现有能力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思维组织方式——它有潜力引导我们用更高维度去理解医学、工程、基础科学，甚至外交与社会治理中的系统性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以AI监管AI”的构想感到鼓舞。在不消除国家间竞争、不强求统一规则的前提下，通过AI自身来理解并调和各自的行为逻辑和集体规则，是可能的。正是这种可能性，让我相信AI有望帮助我们处理那些过去几个世纪反复撕裂人类社会的问题。亨利对此也深有共鸣，他认为从哲学层面看，人类从未创造过像AI这样的“非生物文明体”。

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共进化”（co-evolution）的概念。我们认为，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将经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AI作为工具使用的阶段。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创造的几乎所有技术都被设计为工具，目的是放大我们的体力或智力。而AI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工具，它可能最终成为我们无法完全控制的智能系统。

在最近与一些学者和领导人的对话中，包括本周在上海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或许我们正在孕育的，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新物种”。它虽然不是有机的，但可能具有智能体的全部核心特征。

这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它视为智能伙伴，我们可能会选择合作与共建；如果我们将它视为威胁，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控制甚至压制。但历史告诉我们，当人类社会以敌意开场时，往往也收获敌意。相反，如果我们以开放与善意启动关系，就至少为构建信任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当前全球范围内关于AI治理的讨论，包括本次会议上的观点，都集中于两个层面：

一是识别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在确保人类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与治理架构。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塑造未来关系的“窗口期”。我们仍有能力通过设计和训练，赋予这些AI系统以温和、利他、合作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共存期”——也就是AI具备更强能动性之前——我们将有机会主动塑造这种人机关系的走向。

这也许是人类的真正机会所在。在这个阶段，AI仍然是我们定义规则和注入价值观的“容器”。但这一阶段不会无限持续。等到AI拥有更强的自主能力后，我们将真正面临“共同演化”阶段的伦理与治理挑战。

我们无法对这些阶段进行严格的时间划分，但我相信，“共存期”的到来会比许多人预期得更快。

正如你会从本次会议的一些关键声音中听到的，包括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希奥等深度学习的先驱，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强调：我们或许无法通过完全控制AI来实现安全，但我们可以通过让它对人类利益保持一致性、建立有益关系，来实现长期和平共处。

在这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研究者也开始像我们在书中所讨论的那样，从“AI是工具”的思维，转向思考“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智能物种”。而这，将深刻改变我们应当如何思考、设定并构建这种关系的逻辑。

我认为你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设想，既现实，又具建设性。这一框架为我们理解AI发展的未来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为我们在政策、伦理乃至文明层面的努力指明了方向。我完全认同你所表达的那种“清醒的乐观主义”——我们必须直面风险与挑战，但更应专注于构建积极的未来。

事实上，薛教授、您，还有我本人，我们早已在这方面开展了长期合作，尽管过程艰难，但我们确实在逐步取得进展。当然，这条道路仍然漫长。坦率地说，我并非意在批评任何个人或国家，但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一些政策与行动，仍深受零和博弈思维的驱动，哪怕是在AI这一全新的领域。这种路径，恐怕并非通向我们希望抵达的未来。

因此，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类自身局限性的挑战。我们必须克服那些根植于人性中的障碍，比如恐惧、傲慢、短视，才能真正开辟出一个更美好的前景。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某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是根本意义上人类的。”我完全赞同。最终，AI将以何种方式发展，我们与它将形成何种关系——是共存、协作，还是共同进化——这些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与路径设计。

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顺利走过你所描述的这三个阶段。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投入真正的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共识文明”。在这个文明中，人类能够分享一些真正共同的价值观，而AI也能以此为基础，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应只是发展技术本身，而应是通过AI的力量，提升整个人类的尊严、能力与文明水平。

但为此，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试图教导AI成为“更好的智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努力成为“更好的人类”。这是所有技术治理与伦理讨论的起点，也是我们共同面对未来时应持有的根本信念。

对的。我想强调，我并不是那种短期乐观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历史长期以来受制于自身行为的惯性与局限。但与此同时，我的职业生涯让我得以亲身见证计算技术的演进如何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

从个人电脑到移动设备，再到互联网的普及，这些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连接和组织方式。尽管它们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但从总体来看，它们无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在这些变革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始终存在，那就是：技术影响的真实路径往往是非线性的，甚至连那些创造技术的人、乃至政府部门，也未必能预见它最终会如何改变世界。

很多时候，是跨国公司在无意中催生了某些关键产品，用户在其中发现价值，然后迅速推动这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政策制定者通常只能在这些技术被广泛接受之后，才意识到它们对社会治理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尽管当前有很多对AI潜在风险的担忧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AI的公共话语仍然缺乏对“产品如何实际嵌入社会”的理解。未来并不总是由技术专家或政策制定者设计好的蓝图所定义，而是由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构的。这个现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今天，全球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拥有最前沿AI能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两国已经进入一种“共存时期”。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双方都具备一定的技术主权和战略能力，但同时也都在努力理解和应对这种竞争的复杂性质。

我并不认为“竞争”本身是坏事。实际上，它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推动创新的动力之一。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清楚，竞争如果缺乏某种基本的战略互信，就容易滑向误判与对抗。

这是我和基辛格博士在他晚年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指导我们对AI的战略思考。一个最具启示性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的核武器竞赛。事实上，在双方真正开始讨论“控制”核武器之前，美国和苏联已经各自拥有足以多次毁灭地球的能力。真正促成控制框架建立的，并不是放弃竞争本身，而是对“风险失控”的共同恐惧。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类似的局面。AI的扩散速度极快，潜在的好处巨大，但也伴随着深层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能否从核军控历史中学到一课？那就是——即使在竞争格局下，只要能就“风险最低限度的控制”达成共识，我们仍然可以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因此，我的希望是：即便在商业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存在持续的竞争，我们也应当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最低限度信任框架”。这种框架并不要求各国放弃其战略自主性，也不意味着必须达成全面一致。但它应当承认：某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被“共同治理”，否则其外溢风险将波及所有人。

这正是我希望外交官、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能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何建立这种既不取消竞争、也不放任失控的合作结构？我们不能等到灾难来临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其实拥有合作的窗口”。这扇窗口，现在正处于半开状态。

正如我刚才分享的，关于我们两国关系，无论是在合作还是竞争层面，都存在许多复杂且微妙的现实。我完全同意，作为全球两大主要国家，我们理应承担起引领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AI领域追求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准备好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技术治理的良性发展。

我们需要向世界清晰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尽管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分歧和竞争，尽管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战略利益，但我们始终牢记——为人类的共同未来谋福祉远远超过任何短期或狭隘的利益考量。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我期待与各方携手合作，将你书中所倡导的“清醒乐观主义”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框架和具体成果，共同迎接并塑造一个更加安全、公正与繁荣的AI时代。

感谢您大使。我的最后一点想法是，人工智能的挑战既无法仅通过监管手段解决，也不能仅依靠单一产品来应对。我们必须将两国开发这些技术的企业行动与有效的治理机制紧密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美双方乃至全球树立一个积极的示范，展示一条通往负责任且共赢未来的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员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更是实现安全可靠AI治理的关键力量。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