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深夜，当一位香港市民通过“港话通”查询到最后一班地铁时间，他可能不知道答案来自哪里，但可以确定——这套系统不会因为一家AI公司的股价波动，或一个产品经理的策略调整，就让他回不了家。
WAIC UP!全球年终盛会现场，当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描绘的硅谷科技史诗余韵渐歇，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缓步登台，他没有从抽象愿景展开，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更具体的现实坐标——香港。有别于技术狂想，郭毅可教授把问题置于城市自身的复杂语境中，带来了一份关于在数字时代如何捍卫公共价值、重塑发展主动权的城市治理宣言。生成式AI的渗透，正触发城市运行逻辑的静默革命。当政务、交通、法律等公共服务日益依赖AI模型时，一个根本性问题浮现：决策的最终依据，是公共利益，还是商业算法的隐含偏好与数据边界？郭毅可明确指出，主权AI的价值“与商业大模型的构建截然不同”。
在主权AI的框架下，核心模型与系统能力不再完全外包给商业平台，而是由公共机构或半官方基金持有；模型参数、数据来源与治理规则处在可监督、可审计的框架之内，以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性与问责性；更重要的是，城市运行的关键能力，不被系于跨国企业API的价格波动或服务策略调整之上。其核心关切在于，防止城市的关键职能在无形中被外包，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稳定性和问责制不因技术黑箱或企业商业策略而动摇。
因此，香港的探索首先是一场认知升维：城市智能化转型的顶层问题，从“如何获得最强大的AI工具”转变为“如何掌握定义与驾驭AI的终极权力”。这标志着发展重心从追求技术“性能”的单一维度，转向构建涵盖数据、模型、基础设施与治理的完整“主权”体系。郭毅可提出了一个清晰且可操作的“主权AI”工作定义：由政府授权实体构建，服务于特定区域或国家的AI系统。这一定义剥离了概念上的模糊性，落地为四大具体主权，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完整闭环：
数据主权：将分散、沉睡的政府与社会数据，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激活为训练模型、优化服务的公共资产。如“港话通”（HKChat）整合实时公交、环境监测数据，正是数据主权的直接体现。模型主权：拥有自主训练、迭代并掌控其行为逻辑的核心模型。香港构建的粤语大模型，不仅是语言适配，更是对本地社会规范、法律条文和价值准则的编码。基础设施主权：将对算力、开发平台和安全框架等“数字基座”的掌控权，作为公共能力来建设。香港政府主导投入千卡级公共算力池（数千PetaFLOPS），正是为了不将城市命脉系于单一商业实体。治理主权：建立符合本地法律与社会伦理的AI使用、审计与问责规则。香港发布的生成式AI应用指南，便是行使治理主权，为技术划定运行轨道的具体举措。这四大主权共同回答了“谁控制、谁受益、谁负责”的根本问题，为“技术向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保障。郭毅可多次强调，香港是主权AI的“绝佳试验床”。这一判断源于其独一无二的复杂性禀赋，使其成为验证主权AI是否能在真实、高压社会环境中稳定运行的完美容器：
制度独特性：“一国两制”提供了清晰的宪制基础和责任边界，使实验能在国家整体战略下，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环境中展开。社会复杂性：“两文三语”的混杂语境、国际金融中心的高标准要求、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共存，构成了对AI系统理解力、包容性与公平性的极限测试。治理完整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治理结构，意味着任何AI应用都需经历从政策制定到公共服务交付的全流程检验。能力支撑性：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充裕的资本以及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为长周期、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法律、资金与智力支持。这四个特性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商业AI的“高性能”建立在“高不确定性”之上，而主权AI的“可控性”才是城市运行的最低必要标准。香港的试验价值，不在于创造一个技术孤岛，而在于证明一套复杂社会系统如何以自主可控的方式实现智能化转型。它的成功经验与遇到的挑战，对全球大都市乃至国家层面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香港的实践路径极具章法，选择了从重投资、长周期的公共AI基础设施切入。这是一种极具战略眼光的“先筑底、后繁荣”思路：基础设施筑基：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HKGAI）的首要使命是建设城市级AI基础设施，而非追逐短期的应用热点。这确保了创新的底层平台是公共、开放、非垄断的。关键应用突破：在公共底座上，优先发展满足最广泛、最迫切公共需求的垂直应用。“港话通”的成功在于它超越了聊天机器人，成为集成了法律咨询、公交查询、股票资讯等服务的 “行动系统” 。其拒绝简单“拒答”、转而采用复杂“把关”的治理策略，更体现了对本地语境的深度适应。生态开放赋能：郭毅可明确指出，下一步将通过API和智能体协议向中小企业开放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主权AI的模式并非封闭，而是旨在通过掌控“基座”，降低整个社会的创新门槛，激发一个更繁荣、更多元的应用生态，最终实现“基础设施主权”价值的最大化外溢。香港的视野并未停留在解决当下问题。郭毅可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构想：利用香港在Web3领域的独特优势，探索构建 “人机共生社会”的基础设施。这一构想将AI从“赋能人类的工具”定位，推向“与人类协作共存的新型主体”。它试图回答：当智能体（Agent）在虚拟世界中大规模出现，它们之间如何谈判、协作、交换价值？这需要智能合约、分布式身份与可信计算等Web3技术的深度融合。香港在此领域的探索，可能是在为下一个人机关系范式提前构建治理与技术的基座，这或许是香港对全球AI发展的一个独特贡献方向。郭毅可在WAIC UP!舞台上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在AI发展叙事上的一次重要深化：从追赶和应用创新，到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AI治理的新范式。香港的实践，是一条将技术发展深度嵌入本地治理框架、并以公共利益为最终锚点的道路。它向世界表明，在巨头垄断算力与模型的背景下，城市与国家并非无能为力。通过系统性的主权构建，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可控、包容普惠、安全可信的智能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或许更艰巨，但对于保障数字时代的城市韧性、社会公平与长期竞争力而言，它可能是一条更为根本的道路。香港的每一步，都在为这条道路添加坚实的注脚。
内容中包含的图片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
评论
沙发等你来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