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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026年2月16—2月20日,印度在新德里主办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工智能专题会议——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AI Impact Summit)。据印度政府官员估计,约25万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博览会。峰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科技企业高管、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代表齐聚一堂,就人工智能的构建与治理展开多层次对话。

从议题设置来看,峰会以“人工智能影响力”为核心主题,围绕七个“人工智能脉轮”展开讨论,涵盖民主化计算与数据获取、社会影响、安全与可信人工智能、制造业与供应链、农业与粮食安全、医疗健康,以及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发展。这一议程架构并非偶然,也非单纯的修辞,而是印度有意将全球人工智能对话从早期的风险规避和前沿模型竞争议题,重新锚定于“谁受益、谁被排除、谁制定规则”的影响力政治框架之上。
从地缘政治意义来看,此次峰会是全球南方举办的首个大型人工智能国际会议,象征意义深远。自2023年英国布莱切利园峰会、2024年韩国峰会、2025年巴黎峰会以来,人工智能国际峰会序列的承接节点首度落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一变化折射出全球人工智能格局的演变:治理话语权正逐渐从少数发达国家向更广泛的新兴经济体拓展,印度希望抓住这一历史时机,积极塑造包容性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叙事。
峰会亦是各国展示其全球人工智能战略的重要场合。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成员包括国务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商务部副部长威廉·基米特等高级别官员。峰会期间,美方正式宣布了多项推动人工智能出口和国际合作的政策举措,进一步将峰会从外交仪式转化为战略博弈的实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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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峰会

峰会举办期间及结束后,来自美国政府、智库及国际分析人士的多方评论,从不同立场对本次峰会作出了评估。综合白宫官方表态、查塔姆研究所的批评性分析,以及聚焦印度战略定位的独立评论,可以勾勒出多维度、有时存在内在张力的认知图景。
(一)白宫官方立场:以人工智能出口重塑全球规则秩序
峰会期间,白宫于2026年2月20日发布官方新闻通报,对克拉齐奥斯演讲的政策内容进行了权威诠释与系统梳理,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
该通报将克拉齐奥斯在峰会上的演讲定性为大胆愿景,旨在以尖端且主权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球盟友。通报重点突出了四项政策宣示:
其一,国家冠军倡议,由商务部牵头,将合作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纳入美国人工智能出口体系,以美国技术直接强化和建设伙伴国的本土人工智能能力;
其二,美国科技军团,作为和平队的现代升级版,通过派遣志愿技术人才为合作伙伴国提供人工智能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支持;
其三,新国际融资机制,由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国务院等多机构联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人工智能采用的资金障碍;
其四,人工智能代理标准倡议,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导,促进代理人工智能系统的互操作性与安全标准的国际推广。
上述政策宣示均有清晰的理论基础。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采用上面临两大障碍:融资不足与技术成熟度不够,并将这两者列为美国出口计划重点攻克的领域。他强调,真正的人工智能主权意味着拥有并使用一流的技术造福本国人民,并在全球变革中规划国家命运,这一表述在白宫通报中被直接引用,成为整个政策叙事的核心命题。
白宫通报还着力强调美国人工智能的黄金标准地位,并以此构建一套明确的竞争话语:美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并且能够真正赋能合作国、帮助其追求有意义的人工智能主权的超级大国。这一表述既是对中国人工智能影响力扩张的隐性对冲,也是对印度等中等大国的战略拉拢,通过承诺技术主权而非依附性捆绑,表达美国方案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峰会雄心与治理现实的落差
查塔姆研究所于2026年2月18日发表专题评论文章《Do AI summits work?》(人工智能峰会真的有用吗?)代表西方主流智库对本次峰会的批评性评估,着重指出峰会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预期有限的现实困境。
该文的核心判断是:峰会规模过于庞大,议程过于宽泛,难以在国际治理层面产生实质性进展。文章指出,峰会设定了七个人工智能脉轮,每个议题均可单独成为一场独立会议,这种大而全的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导致深度讨论无从落地。文章援引人工智能治理专家的观点认为,政策解决方案不会从拥挤的会议室里产生,而来自规模较小的专家或区域性聚会。
这一批评与克拉齐奥斯演讲中的某些判断形成了有趣的呼应与张力。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国际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已经从聚焦安全转向呼吁行动,再演变至关注影响,并将这一转变定性为积极的发展。然而他随即补充说,自己并不清楚这些前瞻性的改变是否不仅仅是表面功夫,隐约流露出与查塔姆研究所相近的保留态度。
查塔姆研究所还从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出发,指出美中两国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双重缺席困境:美国并未积极支持国际人工智能安全计划,而中国正专注全球人工智能的影响力。没有中美两国的实质参与,任何国际治理协议都难以真正落地。这与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明确表达的立场高度一致——特朗普政府完全拒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认为官僚机构和集中控制只会阻碍人工智能带来更光明的未来。
查塔姆研究所并未因此陷入悲观,并提出了一条碎片化成功的路径:通过规模较小的专家级或区域性聚会积累经验,再借助大型峰会加以放大。文章列举了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联合国人工智能科学小组、独立的国际安全与伦理人工智能协会等机制,认为这些小型但专业的机构在建立跨地缘政治信任方面,比大型峰会更具实质价值。
(三)重新定义全球人工智能叙事
另有一篇《The AI Impact Summit 2026: Shifting the Global Discourse2026 人工智能影响峰会:重塑全球话语体系分析文章(发表于印度电讯报),从国际观察者的视角对本次峰会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作出了全面解读。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新德里正试图将人工智能治理重新定位为发展性问题而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并以此开辟一条介于美国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与中国规模驱动、以国家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峰会对小型人工智能的强调专为低连接环境设计的可部署、经济、多语言系统挑战了创新必然等同于大规模计算密集型前沿系统的隐含假设,将预测性公共卫生模型、气候韧性农业、数字化政府服务等应用场景置于中心位置。
这一框架与克拉齐奥斯演讲的某些主张存在表面共鸣,但内在逻辑截然不同。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也强调了本地化的重要性,明确表示人工智能治理必须聚焦于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因此必须是本地化的,并承诺美国支持伙伴国开展基于本地数据集和本地语言的人工智能训练与微调。然而,美国的本地化是在接受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前提下实现的,而印度所追求的主权则包含了对中美两种模式的等距外交。“印度希望成为西方创新中心与南方实施需求之间的桥梁,这与美国将自身定位为唯一能够赋能合作国实现真正主权的超级大国的叙事形成了明显竞争。”
印度国内计算能力相较于全球领先国家仍属中等水平,对外国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使技术主权主张的可信度打了折扣,国内算法偏见与数据治理问题也构成潜在的可信度考验。这些约束与克拉齐奥斯演讲中对发展中国家两大采用障碍的判断基本吻合,但后者将其包装为美国出口计划的目标市场,前者则将其视为印度实现治理雄心的内在局限,两者对同一现实的解读路径,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战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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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议题的延伸审视

除上述各方观察者的评论视角外,克拉齐奥斯的演讲中还涉及若干深具战略意涵的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考察。
(一)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武器的治理话语
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对现有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发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他明确指出,太多国际论坛维持着普遍的恐惧氛围,并将气候、公平等被其称为意识形态、风险导向的执念定性为官僚管理和集中化的借口,警告这些执念以安全之名,实则增加了人工智能工具被用于暴政控制的风险。
这一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否定,更是对安全优先治理范式的系统性解构。将人工智能安全议题与暴政控制挂钩,将开放竞争市场定性为防止专制的关键机制,是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美国拒绝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计划的深层逻辑所在。这一立场在国际上恐难以形成广泛共鸣,但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的走向。
(二)扩散框架的废除与其地缘政治含义
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专门提及,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废除了前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该框架曾将印度等伙伴国置于人工智能出口的第二梯队。这一政策调整是理解美国人工智能外交战略转向的关键节点。废除扩散框架的实质,是美国将人工智能出口的政策重心从安全管控转向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营。这一转变对印度具有直接的利好意义:印度不再被视为潜在的技术扩散风险,而是被纳入美国人工智能盟友体系的核心层。克拉齐奥斯将此举与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意志相挂钩,构建了从废除限制性框架到推出积极出口促进计划的清晰政策逻辑链。然而,这一调整也意味着美国将以市场准入换取战略承诺,其对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的长远影响尚待评估。
(三)对人工智能主权概念的特定解读
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对人工智能主权进行了系统性重新定义,其逻辑值得深入辨析。他明确区分了真正的主权与追求完全自给自足:前者意味着拥有并使用一流的技术造福人民,后者则被定性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完全的技术自给自足,人工智能体系极其复杂。这一定义实际上将主权与使用美国技术等同起来,将战略依赖重新包装为战略选择。
(四)国内政策改革与国际叙事的协同
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还就美国国内人工智能政策框架进行了专题阐述,涉及儿童保护、防止审查、尊重知识产权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立法议题,并将监管确定性与清晰度列为国内人工智能采用的核心障碍。
美国在国际上力推人工智能自由化和拒绝全球治理的同时,在国内同样面临如何平衡创新激励与社会保护的复杂议题。克拉齐奥斯承认监管清晰度对于产业信心的重要性,表明美国的去监管立场并非无原则的放任,而是强调用例和行业特定监管的精准施策路径。这一国内政策取向与其国际主张的内在一致性,将是判断美国人工智能外交战略可信度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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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2026年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演进中占据了一个结构性节点的位置,而美国在峰会前后的系列行动,则清晰揭示了其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战略的核心逻辑。
从美国视角来看,本次峰会既是展示其人工智能领导力的战略舞台,也是其人工智能出口计划正式向全球发布的重要节点。白宫官方通报所呈现的积极态度与查塔姆研究所的审慎批判之间,体现了美国内部对本次峰会评价的复杂性:政府层面借助峰会的多边外交平台宣示领导地位,智库层面则对峰会的实际治理效果持保留意见,并担忧美国拒绝参与国际安全框架将在长远上削弱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础。
特朗普政府在峰会上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一套高度一贯的战略话语:以拒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为前提,以技术主权为承诺,以美国人工智能出口计划为抓手,构建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伙伴关系为骨架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这一战略的优势在于灵活性与实用主义,它不要求合作国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齐,只要接受美国技术标准即可。其风险则在于,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主,而非在大国竞争的缝隙中选边站队时,美国以主权为名的技术锁定战略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可信度挑战。
有些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当国际人工智能治理的政治意愿正在衰退、中美技术竞争持续加剧之时,峰会这一形式本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无论印度的东道主雄心如何,无论美国的出口外交如何精心设计,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质性进展,最终仍有赖于主要大国之间能否在核心安全红线问题上形成最低限度的战略共识。2026年新德里峰会开启了这场对话,但距离答案的到来,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对于将在2027年于日内瓦举办的下一届峰会,我们也拭目以待。

本文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根据相关信息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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