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评辩天下》｜梁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从“应对风险”到“赢得未来”的战略跃升

梁正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I-AIIG

聚焦农业现代化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辨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那么，面对大科学时代高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如何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呢？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话题。

继在春晚上表演醉拳之后，机器人舞团又在长城脚下和天坛公园大展拳脚，让无数观众直呼未来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升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

高水平的核心在于科技是否强大、是否领先以及能否应用于实践，本质上是从应对风险的自律升级到面向未来竞争的自强，目标不仅是避免被“卡脖子”、断供，更是要占据优势地位、制定规则并赢得未来。

分析指出，在大科学时代高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中，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的因素日益增多。只有将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融入发展机制，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不断增强应对风险与挑战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应对能力和反制能力，确保发展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到2024年的第10位。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到2497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达到6.91%。那么，为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迈向更高水平，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持续优化呢？

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欢迎梁主任。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梁主任，您认为我们这样的设计或安排说明了什么？

梁正：中国的发展现在正迈向创新驱动的崭新阶段。在此关键节点上，提出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既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应对。当前，许多科技领域都面临着“卡脖子”的问题，因此，我们更加重视自立自强。但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在开放条件下，我们依靠自身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面。

从2020年至今，我们见证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崛起。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不得不进，否则将落后。这是一项关乎国家重大战略的部署。

王健：不谈长远，仅看2026年，新年伊始，全球局势并不安宁，整个世界仿佛站在了大变革的前夜。科技成为了关键的竞争点。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领域，如汽车工业，长期未能获得核心技术，只能在周边领域徘徊。但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们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能在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成就，那么我们将能够应对外部环境的风险。

主持人：梁主任，我国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迈向高水平，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集中在哪些方面？

梁正：首先，我们的基础还不够扎实，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前沿研究“从零到一”的领域的投入方面，我们的积累不足。在芯片和光刻机等核心技术背后，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工程问题，而是涉及众多基础原理，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在该领域的重大短板。其次，当前制约科技创新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推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这些机制是基于我们过去的后发学习和模仿背景建立起来的。包括我们的科技计划项目，我们以往的选题往往并不容忍失败。然而，现在要进入前沿领域，要突破“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容错的创新机制。这对我们的科研体系、评价体系和教育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去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突破了7%，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徘徊在6%左右的水平，但这次的变化意味着主体的变化。《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企业应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支持企业创新和研究。此外，动员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创新和科技中也是关键，这样才可能带来更多"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

主持人：梁主任，"十五五"时期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在怎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进行推进？

梁正：实际上，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构建以中国自主可控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生态体系。以人工智能为例，核心技术的攻克不仅在于技术本身，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大型模型的开源应用生态建设，反向带动共性技术的投入。其次，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原理性研究的持续投入也不能松懈。以芯片为例，我们常说，虽然我们设计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光刻机，我们可能就无法制造。例如，华为这样的企业可能用了三到四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手机终端领域。竞争的不仅仅是单一技术，而是体系化的能力。

王健：我深表认同。在现代科技攻关中，与最初科学启蒙时期不同，突破并非一蹴而就。如今的攻关，单靠一家企业或一个科研人员难以实现，需要各方面的条件成熟。这正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因为中国能够整体协同，形成全链条的相互配合能力非常强。因此，国家通过整体协同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政策引领和相应的支持，确保了我们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推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梁正：在高等学校中，我们深刻体会到，长期以来科技与产业、教育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问题并不在于高校产出的科技成果缺乏价值，而在于产业界的需求未能有效传导至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推出了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采用项目制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完成基础课程后参与实际项目。这种方式既满足了产业界的需求，也使学生在就业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全面的准备。因此，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在体制机制设计上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王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要合理区分各方责任，基础研究仍需大量国家投入。其次，需要建立容错机制，因为科研人员无法确保每一分钱投入都能立即得到相应的成果。通过容错机制，可以减轻科研人员的顾虑，使他们在更自由的环境中发挥积极性。

梁正：我们亟待从鼓励创新、冒险和探索的角度对现有的鼓励创新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和转变，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基础研究的特点在于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路径的多样性、方式的随意性。失败在此背景下可能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因此，只有当社会整体上能够接纳这种文化时，创新与探索才会成为普遍的追求。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我们正见证一种革命性的科研范式变革。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如何通过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协作，推动科研突破，这需要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科研体制机制。

主持人：让我们回顾一下，所提到的场景创新究竟指什么？

梁正：所谓的场景创新指的是，我们可能会在暂时还没有市场收益的情况下，通过真实应用场景的构建，为前沿技术的迭代、提升和规模化验证提供机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背景下，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法确切知道这些技术将孵化出何种产品或服务。因此，我们开放医疗、交通、养老和教育等场景，采取"赛马"机制进行探索。例如，在深圳，通过智能政务开放了多个场景，让企业在此基础上试验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开发应用场景，企业得以获得技术验证的机会。

王健：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很多体会，因为科技成果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了医疗、出行和物流配送方式等，变得非常普遍。美国在电子支付的研发方面起步较早，但在应用场景上表现并不理想。因此，尽管美国民众习惯使用信用卡，这反映出的是场景适配性的问题。现在，有80多个城市开始采取这样的场景，推动创新，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更加顺畅、迅速。对于这些城市及其居民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智能化生活、更加便利的出行、更优质的服务和更高的效率。这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梁正：我们提到将城市级场景全面开放，例如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将城市的经济运行、社会运作和管理都转变为创新实验的广阔天地。这在中国具有显著特色，也是我们这种举国体制下可能体现的制度优势。过去，地方在招商引资时通常只关注土地、办公场所和税收减免，这导致了严重的内卷式竞争。因此，只有通过打破这种内卷，我们才能推动向创新、高质量和差异化的必然发展道路。

主持人：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如何确定国家的战略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

梁正：必须打破那些束缚我们创新和探索的现有制度障碍。我认为，“破”就是这个意思。而所谓的“立”，则是指针对新的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甚至是现在所说的智能体经济的发展，如何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通过我们的场景和示范，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这些方案已成为国际上的借鉴范例。因此，“破”和“立”应该是同时推进的。

王健：我认为“破立并举”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如果不打破现有的体系、制度、规章和规则，就很难在原地实现新的产业发展、创新和成果的萌芽。因此，“破立并举”是硬币的两面：在推动创新发展时，必须明确未来的方向，并通过制度层面释放相应的能力，以实现中国产业在腾笼换鸟、脱胎换骨过程中的更高层次发展。

主持人：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内形势，还必须考虑全球因素。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抢占这些优势。

梁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十五五”，一个重大变量将是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中美两大科技巨头的影响。观察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版图，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也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因此，需要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持续不断地努力与支持，即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进则退，尤其在前沿领域。

其次，中国的创新并不仅仅是解决自身发展的需求。例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已出口全球，而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型下载量也居世界之首。仅在创新方面表现出足够的强度和质量还不够，当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时，应将我们的能力与规则一同推广到国际舞台。这不仅涉及科技竞争，也包括规则的竞争。因此，我认为从企业、决策部门到研究政策的学者们，都需要在这个方面实现转变。

王健：我们正步入一个全链条整体协同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国家科技创新竞争方面，已达到高度激烈的阶段。中国的国家治理展现出清晰的头脑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中国将在未来的全链条竞争中有效弥补短板，同时强化自身优势。这将显著提升中国的科技竞争实力。

主持人：未来我们应采用何种标准和方式来衡量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是否达到了高质量？

梁正：在原创性贡献方面，我们是否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涉及我们的成果被写入教科书。还有中国进入世界创新100强的公司有多少家？最终，无论是创新还是科技，其目的都应服务于人民，包括提升人民的福祉。如果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

王健：我们能否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方面实现重大跃升。只有当制度层面达到高水平，我们才能在科研成果的广泛产出上实现真正的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