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布《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美国AI供应链联盟扩容背后的治理博弈 【战略洞察】

2026年6月至7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连续出现关键动向。美国发布《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推动硅和平（Pax Silica）联盟扩员至35国；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逐步推进；上海即将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三场活动在相近时间窗口叠加，无疑正反映着人工智能竞争已不再只是算法、模型和应用的较量，算力、芯片、能源、关键矿产和数据中心等物理基础设施的系统性争夺正在成为博弈的关键节点。

换言之，AI治理的核心议题正在从技术伦理和风险规范，扩展到产业链、安全链与发展权的重构。毫无疑问，三场人工智能议程，正在指向同一个问题：AI的未来秩序，究竟由谁定义，又将服务于谁？

可以说这轮变化的直接起点是6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AI Opportunity Partnership）。

这份文件措辞温和，通篇围绕机遇、繁荣、创新与可信赖伙伴展开，刻意淡化对抗色彩。但其战略指向十分清晰：声明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取决于其物理骨架，包括关键矿产、能源、算力和半导体制造；而这套基础设施应建立在经济安全、可信协作、创新和公平竞争之上。

围绕这一判断，声明提出四个重点方向：

• 一是营造亲创新的监管环境

• 二是强化AI全链条合作

• 三是动员私营资本参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 四是向第三方国家联合输出AI技术栈和可信连接能力

这份声明是硅和平峰会的核心成果，更最具信号意义的是联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据报道，作为美国确保AI建设所需关键技术供应的一项倡议，硅和平已扩展至35个签署方，成员涵盖阿根廷、澳大利亚、欧盟、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荷兰、英国等经济体。其地域范围横跨西欧、东亚、海湾、南亚和拉美，已明显超出传统西方技术联盟的边界。

从表面看，硅和平被包装成一个务实的产业合作平台。美方也有意淡化其制度化、官僚化色彩，将其描述为行动平台，而非新的国际组织。但从成员构成、议题设置和供应链分工来看，则是围绕AI基础设施搭建的可信伙伴网络。其核心目标，是把关键矿产、半导体、算力、能源和数据中心建设纳入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之中。美国副国务卿兰道的表态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机制的底色。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掌握这些技术供应链的所有环节，联盟的综合能力是任何指令型经济体都无法独自匹敌的。所谓指令型经济体指向何方，并不难理解。

要真正理解硅和平的分量，还需要将其放回美国近两年AI出口管制政策的摇摆中观察。拜登政府曾推出AI扩散规则，试图以分层框架管控全球先进芯片流向，将技术咽喉思路推向高点。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对这一政策作出调整，废除原有规则，并围绕部分先进芯片出口、许可审查和关税安排进行重新配置。

这种政策反复给美国盟友和伙伴带来不确定性。荷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深度嵌入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节点，都需要面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对这些经济体而言，芯片出口管制不只是外交站队问题，更直接关系本国产业规划、企业营收和技术生态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硅和平的战略意义浮出水面：美国正在将出口管制从防御性筑墙，升级为进攻性结盟。不再只是限制对手获得关键技术，未来将试图通过技术栈、资本、标准和基础设施项目，主动绑定伙伴国的AI发展路径，从源头锁定依赖关系。

美国硅和平的扩容，恰好在7月即将到来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全球对话以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前。

2025年9月25日，联合国启动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旨在为未来AI治理讨论提供制度化平台。根据安排，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将从202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开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人工智能系统安全发展、发展中国家能力差距、各国治理工作的互操作性，以及AI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今年的首次对话也将在7月6日至7日举行。

为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大会已于今年二月中旬通过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名单。该小组将为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年度对话提供依据和基准点。相关对话将由萨尔瓦多大使埃格里塞尔达·洛佩斯与爱沙尼亚大使莱因·塔姆萨尔共同主持。这条轨道强调国际法、包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试图把AI治理放在联合国这一最广泛的多边框架中展开。然而，美国对此态度谨慎甚至抵触。在对话启动前一天的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美国明确反对多边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也拒绝对AI进行全球治理，显示出美国对联合国主导规则制定的疑虑。

但美国政府的态度与美国科技企业并不完全一致。微软、Meta等企业参与了相关讨论，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多次强调弥合国家间AI能力差距，并呼吁发挥私营部门在建设关键AI基础设施中的作用。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温差，说明美国内部对全球AI治理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立场。

在2025年7月的WAIC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并初步考虑将总部设在上海。按照表述，WAICO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作为AI治理主渠道的作用，以补充力量身份协助完善全球AI治理体系。

这一定位十分关键。WAICO并不试图替代联合国，则更多围绕联合国框架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合作机制。它的核心抓手，是能力建设。中方希望以该组织为平台，推进落实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相关联大决议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培育AI创新生态，提升其在智能化浪潮中的参与能力和受益能力。

即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成为这套主张的重要发布与落地平台。与美国更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可信伙伴不同，中国轨道的关键词是发展与治理、开放与合作以及人工智能+赋能。

将这三个“事件”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得出四个结构性判断。

第一，硅和平与联合国对话代表两种治理哲学。

硅和平体现的是更像是“俱乐部式”治理。它以可信赖为门槛，将AI供应链中的关键资源、技术和市场纳入特定伙伴网络。联合国对话则体现普惠式治理，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在AI治理中拥有发言权。

中国则更强调通过全球机构和多边平台塑造规则，并把治理议题与发展权、能力建设和数字鸿沟问题结合起来。WAICO与联合国对话之间也存在互补关系：联合国负责提供规则框架和合法性基础，WAICO则尝试提供项目化、机制化和能力建设层面的具体方案。一个偏向规则建构，一个偏向发展落地，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参与全球AI治理的重要支点。

第二，真正的竞争焦点，是全球南方的AI发展权。

当前AI治理讨论中，全球南方正在成为核心变量。

非洲拥有全球约18%的人口，但数据中心容量占全球比例不足1%。从更大范围看，全球南方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并持续产生海量数据，却因算力、数据中心、网络连接和人才体系不足，不得不将大量数据处理环节外移。学界用算力荒漠（Compute Deserts）形容这种结构性失衡：少数国家掌握先进GPU集群和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大片地区则被排除在前沿AI发展之外。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非常清楚。伊拉克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曾强调，全球AI治理对话应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和技能建设方面的差距。换言之，对全球南方而言，AI治理不能停留在原则讨论，更要回答三个现实问题：有没有算力、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可负担的应用场景。

谁能填补这道鸿沟，谁就能同时获得道义影响力和未来市场空间。硅和平以援助资金、通关便利和技术栈输出切入这一领域；WAICO则以能力建设、开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合作主张回应同一问题。二者也将是全球南方对未来AI秩序的信任和选择。

第三，全球南方正在形成自己的应用型创新路径。

全球南方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外部方案。面对算力受限、数据不足、语言资源稀缺等现实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更务实的AI创新道路。

这一路径的特点，是更重视应用型AI和效率优先的模型开发。与追求超大参数、超大算力的通用大模型不同，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小型化、专用化、本地化模型。这类模型在医疗、农业、教育、政务、语言服务等具体场景中，往往能够以更低成本和更少算力实现更高适配度。

南非的InkubaLM等覆盖斯瓦希里语、约鲁巴语等非洲语言的紧凑型模型，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也提示我们，未来AI竞争并不只有一条通往超大模型的路径。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源、轻量、可本地部署、可本地训练的方案，可能比昂贵的闭源大模型更具现实意义。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南方拥有潜在空间的原因之一。中国若能将开源模型、行业应用、算力合作、人才培训和本地化部署结合起来，就有机会形成区别于美国封闭技术栈的另一种合作方案。

第四，美国双线作战存在内在张力。

美国一方面要推进硅和平，以联盟方式重组AI供应链；另一方面又对联合国多边治理保持距离。这种双线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强化美国主导权，但也存在明显张力。

1.政策不稳定会侵蚀盟友信任。近两年美国围绕AI芯片出口、许可规则和关税安排多次调整，给盟友企业和政府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对荷兰、日本、韩国等深度嵌入半导体产业链的经济体而言，过度配合美国限制政策，可能损害自身企业利益；配合不足，又可能承受美国压力。

2.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荷兰ASML作为全球极紫外光刻机的关键供应商，长期处在美国安全压力与对华商业利益之间。日本、韩国和欧洲相关企业也面临类似平衡问题。随着企业游说、产业利益和地缘政治要求发生碰撞，硅和平内部的协调成本将不断上升。

3.美国对联合国多边进程的缺席，会削弱全球治理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没有领先技术持有者参与，全球AI治理很难形成真正可执行的共识。但这种缺席也会留下领导力空间，为中国、联合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替代性议程提供机会。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财富、产业和权力分配。围绕它的治理之争，表面上是规则、标准和供应链之争，深层看则是发展权之争。

美国试图通过可信伙伴网络，将AI供应链纳入自身主导的安全框架；联合国努力维系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参与的多边平台；中国则依托WAIC与WAICO，将发展优先、开放合作和能力建设转化为可交付的方案。

这场竞争的裁判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对它们而言，衡量AI治理成败的标准并不只是部署了多少硬件、签署了多少声明、建立了多少联盟，更在于是否真正沉淀出自主能力：能否获得可负担的算力，能否培养本土人才，能否构建本地数据生态，能否把AI用于教育、医疗、农业、工业和公共治理等现实场景。一份措辞优美却设有门槛的机遇宣言，未必比一套能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本土能力、尊重发展选择的合作方案更有吸引力。

如今各国正在将全球AI治理推向一个路口。它提出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谁拥有最大的模型、最强的芯片或最庞大的联盟，而是这项足以重塑世界的技术，最终将服务于一个被门槛切割的世界，还是一个被普遍点亮的世界。

主理人｜刘典

作者｜肖易

终审｜梁正 王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