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AI+健康的未来：应用与治理”分论坛的全球治理对话现场，一场立足中国治理实践、面向全球协同共治的深度研判，为AI健康产业的规范有序发展构建了兼具实操性与前瞻性的全新框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在演讲中系统阐释了智能体时代AI健康治理的核心路径，明确提出各国需摒弃分歧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垂直场景治理与现有行业体系深度融合，将零散的治理规范整合为具有普遍共识的通用原则，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这一兼顾发展与安全的治理思路，恰好与本次论坛正式发布的健康中国·大健康医药产业理论体系深度契合，打破了过去“技术创新与监管治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证明科学完善的治理体系不是产业发展的阻碍，而是AI健康产业长期可持续普惠发展的核心保障，为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了可参考的AI健康治理中国方案。近年来AI大模型、智能体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落地速度远超行业预期，海量创新应用快速渗透到辅助诊断、药物研发、慢病管理等各个环节，但与此同时，各国各自为政的分散监管规则也带来了大量现实痛点：不同国家的AI医疗审批标准差异巨大，合规成本高企阻碍了创新产品的跨境流通；部分场景的治理规则滞后于技术迭代，数据泄露、算法误诊等风险隐患难以得到有效防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治理分歧，甚至形成了无形的技术壁垒，严重制约了AI健康技术的全球普惠落地。薛澜在论坛上提出的“垂直场景融合+治理原则共识”的双层治理框架，正是针对这些全球性痛点给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完全贴合健康中国·大健康医药产业理论体系“以良法善治护航产业创新，让技术红利安全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核心导向，为全球AI健康治理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清晰方向。垂直场景融合：让AI治理深度嵌入现有医疗健康监管体系
薛澜在演讲中着重强调，AI健康治理绝对不能搞“两张皮”，不能脱离医疗行业已有的成熟监管体系，凭空搭建一套完全独立的AI监管规则，这样不仅会大幅抬高产业的合规成本，还很容易出现监管与实际场景脱节的问题。医疗健康行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覆盖药品审批、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等全链条的成熟治理体系，AI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工具，完全可以无缝融入这套已有的监管框架中，依托现有的行业治理能力实现对AI应用的高效监管。比如在中国的实践中，AI辅助诊断设备的审批就完全纳入了现有的三类医疗器械监管体系，依托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设备临床试验、效果评估流程，快速建立起了适配AI技术特点的审批标准，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有上百款创新AI医疗产品通过合规审批落地临床，既守住了医疗安全的底线，又没有阻碍技术的创新迭代。反观部分国家过去几年尝试搭建的完全独立的AI医疗监管体系，由于脱离了现有医疗行业的治理经验，规则制定耗时漫长，大量创新产品长期处于监管空白或者审批停滞的状态，反而严重制约了当地AI健康产业的发展。这种“AI治理+现有行业体系”深度融合的思路，大幅降低了各国搭建AI健康监管体系的门槛，尤其是对于医疗监管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但AI治理经验相对不足的发展中经济体，完全可以依托自身已有的医疗行业管理能力，快速建立起适配本土需求的AI健康监管框架，不用从零开始摸索，这正是健康中国大健康产业“治理创新立足本土实践，不照搬外部经验”理念在全球治理层面的生动体现。薛澜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各国针对AI健康出台的治理规范大多是分散、零散的，不同地区的规则之间存在大量差异甚至冲突，这不仅大幅增加了跨国创新企业的合规成本，也让部分别有用心的主体有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利用不同地区的规则漏洞规避监管，给民众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现在全球AI健康产业已经进入了深度全球化协同的阶段，迫切需要各国在充分尊重不同经济体发展阶段差异的前提下，对现有的零散治理规范进行系统梳理整合，提炼出一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治理原则，作为全球AI健康产业共同遵守的底线准则。这套共识性的核心治理原则，至少应当包含几个不可动摇的核心维度：首先是安全优先原则，所有AI健康应用的落地，必须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任何技术创新都不能以牺牲民众健康权益为代价；其次是透明可解释原则，所有用于临床诊断、治疗决策的AI系统，都必须能够向医护人员和患者清晰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不能成为无法溯源的“黑箱”；第三是公平无偏原则，AI模型的训练数据必须覆盖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群，不能出现针对特定群体的算法偏见；第四是数据安全原则，所有健康数据的采集、使用必须严格遵守隐私保护规范，绝对不允许健康数据被滥用。目前中国已经在多个国际治理平台上提出了这些治理原则的倡议，得到了大量亚太国家的积极响应，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认可这套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治理思路，正在逐步形成广泛的国际共识。开放协同共治：以国际合作共同守护AI健康的普惠未来
薛澜在演讲的最后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完成AI健康治理体系的建设，各国必须摒弃分歧，开展深度的国际合作，才能共同防范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推动AI健康技术真正向着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现在全球不同国家在AI健康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AI健康落地场景和丰富的本土治理实践经验，欧洲拥有成熟的数据隐私保护规则体系，新加坡拥有领先的AI治理沙盒试点经验，不同国家的治理经验相互交流借鉴，完全可以形成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方案。目前亚太地区已经率先启动AI健康治理的区域协同合作机制，中日韩及东南亚多国共同搭建了AI医疗产品互认通道，符合共同治理标准的创新产品可以快速在多个国家同步落地，不用重复进行多轮审批，大幅降低了创新产品的跨境流通成本。同时各国还建立了AI健康风险的联合预警机制，一旦某一个国家发现了某类AI健康应用的安全隐患，就可以第一时间向所有参与国同步风险信息，共同采取防控措施，避免风险在区域内扩散。这种开放协同的治理模式，完全跳出了过去部分国家试图主导垄断全球AI治理规则的零和博弈思路，走出了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新治理路径，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保障AI健康技术的发展最终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健康福祉，而不是成为少数国家谋取利益的工具。从垂直场景治理与现有医疗体系深度融合，到整合零散规则形成全球共识性治理原则，再到跨国协同共同防范技术风险，薛澜在博鳌论坛上提出的AI健康治理框架，为智能体时代的全球大健康数字治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思路。在健康中国·大健康医药产业理论体系的指引下，这套兼顾创新活力与安全底线的治理方案，未来必将推动全球AI健康产业走上长期可持续的向善发展道路，让数十亿民众都能安全公平地享受到AI技术带来的健康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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