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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新兴管理理念不断涌现的今天，管理者如何做出更可靠的判断？面对层出不穷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方法”，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其中的有效性？
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
管理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做决策？是经验、直觉、模仿，还是基于证据的科学判断？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与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以下为对谈精选内容。
01
为什么聪明的管理者也容易陷入“随大流”？
杨斌：现实中许多高智商、高学历、履历光鲜的高管，看起来自信满满，但其实一碰到流行的管理概念就容易跟风，虽然自己也许并不觉察或不承认。您觉得为什么这些聪明人，在做决策时还是会掉进从众或者惯性的陷阱里？
菲佛：这是人的天性使然。社会心理学最经典的实验之一就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实验事先安排多名参与者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结果许多真正的被试者因此放弃了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选择了跟从多数人的错误判断。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不受社会影响，不会因为你是管理者或者足够聪明，就能免受社会规范施加的压力。我们人类都倾向于随大流。
杨斌：为什么在实践中，这些流行的管理概念尤其对高科技公司或大企业的高管影响更大？
菲佛：一部分原因是跟风，另一部分是我们总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与医学或工程学不同，商学院几乎不教学生如何辨别管理学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批判性思考。如果你去医学院，即使不进入学术领域，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你也被鼓励阅读期刊、跟上学科发展；但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没人告诉你“管理学也在进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你需要跟上学科的发展。我们也用案例教学——这是从医学教育中学到的——但我们的教育确实没像医学那么严谨，也没有很鼓励学生追踪最新的研究发展。
杨斌：您刚提到管理学术期刊，不幸的是，我感觉很少有人读这些，只有很少的一些学者或博士生在看。连《哈佛商业评论》这种偏向于实务的杂志，很多管理层现在也不怎么看了。大家更爱看媒体上的商业新闻，甚至依赖刷手机上的碎片信息。这样会不会让一些半真半假、甚至很危险的管理误解变得更流行？
菲佛：我认为会。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没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原因，我们没有像“医学继续教育”那样的强制推行“管理继续教育”。如果你是执业医师，你必须接受医学继续教育；如果你是律师，你必须继续接受法律继续教育——这些领域是强制你跟进的，但管理却不是。
就像已故的彼得·德鲁克说的，思考是件很累的事，所以没几个人愿意思考。动脑子累，所以还不如不动脑子刷刷手机，或者看别人怎么做就跟着做，省得绞尽脑汁地去想什么方法管用、什么不管用。
02
“明星CEO”与“管理幻觉”：谁在制造这场游戏？
杨斌：商业领域有很多人喜欢追捧当下的明星CEO、封面故事人物，比如黄仁勋或马斯克。人们默认他们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一定正确，反映了某种基本的商业逻辑和管理合理性——或者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在做什么，但因为他们成功了，就去跟着新闻报道里或他们自称的那些做法去模仿。您怎么看？
菲佛：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你可以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但其实别人的情况通常非常特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单个样本毫无说服力，一百个样本相比起来才更可靠。那些极端的成功案例，很多是碰运气，就像在赌场里看到有人连续掷出十次正面——这完全可能发生，但你不该觉得自己也可以。赌场靠我们的错觉赚钱。就像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说的，你需要看相当样本基础上的统计规律，别用个例下结论。
杨斌：这种“跟随明星”人云亦云的风气，与庞大的管理咨询行业是否有直接关系？全球有很多公司每年花大价钱聘请顶级咨询公司，主要是为了购买所谓的最佳实践，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当所有公司都花重金去买同一套“最佳实践”，对它们到底有什么实际影响？
菲佛：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模仿你的做法，我基本上会得到同样水平的成果。在我这些年写的几本书里，我一直强调：要想获得超额回报，就要找到自己的路。你需要做一个引领者，不是追随者。学习别人在做什么是有用的，但一定不要试图复制他们——复制只会让你得到跟别人差不多的结果，模仿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晚起步，也可能因为时机不对了，模仿反而带来失败。
咨询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复制你的产品，除非我能卖得更便宜，否则别人凭什么买我的而不买你的？想一想那些在产品上做出了差异化的公司：苹果不会复制其他人，iPhone不是复制品。在中国，我听说比亚迪也不复制特斯拉——虽然我没见过比亚迪的车，但别人告诉我比亚迪比特斯拉做得还要好。成功的方式是做得与别人不同，而不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这个道理放在产品策略上说得通，放在别的地方也都说得通。
杨斌：完全同意。刚才您提到苹果的产品创新，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2010年iPad发布后，紧接着的十几个月里出了好多模仿者、仿制品，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很多模仿者，甚至都没有理解iPad的本质，也缺乏生态支撑。
菲佛：模仿可能在某个阶段也是有价值的，但不可持续。就我所知道的，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复制别人的产品——电子产品、生物技术，当然能做得更高效、低成本。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本土技术的兴起，中国在进行自主的药物研发，汽车行业也在做创新的原创产品。其他行业也一样，所以不再是复制了，而是在引领。
杨斌：除了咨询业，作为学术同行，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危险的言论实际上是从商学院扩散出去的，通过案例教学或课程交付。有时我们过度包装那些成功的公司，并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一些神奇的管理框架，其实完全可能是因为经济周期或其他一些因素。作为斯坦福商学院的资深教授，您如何看待商学院在制造管理幻觉上应负的责任，以及应该做出哪些具体改变？
菲佛：归因必须科学。商学院真正该教的，是如何寻求确凿证据和实践——循证管理。现在已经有循证管理中心，总部设在荷兰，参与创办的有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丹妮丝·卢梭（Denise Rousseau）。我们需要教人们批判性思维、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怎么做实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统计软件的普及，现在在网上就可以做社会实验。许多组织现在实际上都在尝试——尤其是营销领域——他们会重新设计网站看哪种颜色效果好，或者重新设计广告看哪个版本跑得好，这就是AB测试。这就是一个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例子——试图从数据中学习，而不是靠老经验或者只是跟风。这种思路开始进入管理领域了，尤其是在营销和广告方面，但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进入管理的各个部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03
AI时代，管理的本质是否发生改变？
杨斌：今天的商业环境变化迅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过去提出的一些管理观点，您认为这些观点是否仍然适用？
菲佛：我认为不过时，恰恰相反，我觉得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事物在本质上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几十年来，几个世纪以来，就像人工智能一样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蒸汽机的发明、汽车内燃机、飞机、电话和电报、太空旅行、互联网的发展……人类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甚至追溯到农耕时代——种植植物、庄稼、肥料。技术在变，社会制度也一直在变。
但不变的是：我们应该看数据怎么说，看证据指向哪里。人们应该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提出问题和进行实验，从这些实验中学习。不管是五六十年前培育新品种水稻，还是今天开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科学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杨斌：确实是这样，科学方法的本质跨越时代和周期，虽然表现形式会与时俱进。让我们说说管理教育的变与不变。MBA教育是在1908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课程总是那些六到八门核心课程，加上一些选修。您觉得我们在当下应该怎么创新，去适应当下的商业实践？
菲佛：我认为教人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教人们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统计学课上曾经学过，但更多是从统计技术角度教的，不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但是一个好的统计学课教人们怎么做推断、如何思考概率定律——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今天可能尤其有用。
杨斌：所以您的意思是理工科背景的人更适合接受现在的MBA教育？
菲佛：对。
杨斌：也许您并不知道，在中国，许多商学院正在进行一些改革，在搞“科技MBA”、科技商学院，把技术和MBA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把商学院和大学里头的其他院系结合起来。您觉得这个方向对吗？
菲佛：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但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是正确的方向。
04
AI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杨斌：咱们聊聊AI和管理吧。有些人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管理里那些现在是人在做的部分会大量地被取代。但您总是在说，权力、人脉、关系对职业成功很重要、对组织发展很重要。您怎么看AI、人和未来的管理？
菲佛：我倒觉得AI的发展反而让人际关系变得比之前更重要了。我有个朋友，他创办了一家活跃于医疗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公司。他说人工智能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复制模型，但他们无法复制的东西是社会关系。作为一名杰出的教授商学的老师，你讲的东西别人也能讲，复制你的教学内容是可能的，但唯一能带给你竞争优势的，是那些不容易被复制的东西。模型容易复制，但社会关系不容易复制。所以它反而更重要了。
05
AI时代，MBA教育的价值在哪里？
杨斌：如今，很多年轻人有一种强烈的技术精英主义倾向——他们相信只要技术领先、算法写得好、业绩做得好自然会被看到。所以觉得那些权力原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功没什么大用。您怎么看？
菲佛：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个观点。技术是在发展，但权力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当你说“业绩会自己说话”时——但得有人听见才行。就像对话的两个人，它需要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你的表现得有人注意到才行。如果没有，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没有人听到它发出了声音，那么就很难产生效果。
杨斌：对。您在《权力》里提到“核心圈”现象，以及人们应该如何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何利用。还有那些结构上重要的位置——甚至一些并非高层级高薪水的岗位，如秘书、司机这些——他们不只是信息节点，也是权力节点。为什么你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事情比以前更重要？
菲佛：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知识时——上谷歌什么知识都能学到——唯一不是人人可得的就是关系网络。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必须想清楚什么能让你脱颖而出。到处都是为成功而奋斗的人，都在为同样的事情努力，差异化因素是什么？关系和联结越来越重要。
杨斌：那么今天，您还会鼓励年轻人接受MBA教育吗？
菲佛：读商学院就是花费很高，不光是钱，还要占用你两年的时间，所以需要自己权衡。我认为这是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求知欲，还要看是去读什么商学院。老实说，最好的商学院给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他们给你的品牌和人脉。
杨斌：我同意您的看法，读不读，读哪里，都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06
结语
在这场对话中，菲佛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命题：管理的真相，需要用证据说话。
面对AI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管理者更需要保持批判性思考，不盲目追逐热点，不简单复制所谓的成功经验，而是在真实情境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
真正的管理智慧，从来不在于追逐风口上的新词，而在于一套朴素的思维方式——尊重事实、基于证据、敢于质疑权威、善于从数据中学习。
在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时代，管理者需要以科学思维面对复杂问题，持续探索创新路径，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
嘉宾介绍
杨斌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学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杰弗瑞·菲佛
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管理的真相》《权利》作者
内容来源：湛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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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新兴管理理念不断涌现的今天，管理者如何做出更可靠的判断？面对层出不穷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方法”，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其中的有效性？
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
管理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做决策？是经验、直觉、模仿，还是基于证据的科学判断？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与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以下为对谈精选内容。
01
为什么聪明的管理者也容易陷入“随大流”？
杨斌：现实中许多高智商、高学历、履历光鲜的高管，看起来自信满满，但其实一碰到流行的管理概念就容易跟风，虽然自己也许并不觉察或不承认。您觉得为什么这些聪明人，在做决策时还是会掉进从众或者惯性的陷阱里？
菲佛：这是人的天性使然。社会心理学最经典的实验之一就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实验事先安排多名参与者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结果许多真正的被试者因此放弃了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选择了跟从多数人的错误判断。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不受社会影响，不会因为你是管理者或者足够聪明，就能免受社会规范施加的压力。我们人类都倾向于随大流。
杨斌：为什么在实践中，这些流行的管理概念尤其对高科技公司或大企业的高管影响更大？
菲佛：一部分原因是跟风，另一部分是我们总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与医学或工程学不同，商学院几乎不教学生如何辨别管理学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批判性思考。如果你去医学院，即使不进入学术领域，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你也被鼓励阅读期刊、跟上学科发展；但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没人告诉你“管理学也在进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你需要跟上学科的发展。我们也用案例教学——这是从医学教育中学到的——但我们的教育确实没像医学那么严谨，也没有很鼓励学生追踪最新的研究发展。
杨斌：您刚提到管理学术期刊，不幸的是，我感觉很少有人读这些，只有很少的一些学者或博士生在看。连《哈佛商业评论》这种偏向于实务的杂志，很多管理层现在也不怎么看了。大家更爱看媒体上的商业新闻，甚至依赖刷手机上的碎片信息。这样会不会让一些半真半假、甚至很危险的管理误解变得更流行？
菲佛：我认为会。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没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原因，我们没有像“医学继续教育”那样的强制推行“管理继续教育”。如果你是执业医师，你必须接受医学继续教育；如果你是律师，你必须继续接受法律继续教育——这些领域是强制你跟进的，但管理却不是。
就像已故的彼得·德鲁克说的，思考是件很累的事，所以没几个人愿意思考。动脑子累，所以还不如不动脑子刷刷手机，或者看别人怎么做就跟着做，省得绞尽脑汁地去想什么方法管用、什么不管用。
02
“明星CEO”与“管理幻觉”：谁在制造这场游戏？
杨斌：商业领域有很多人喜欢追捧当下的明星CEO、封面故事人物，比如黄仁勋或马斯克。人们默认他们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一定正确，反映了某种基本的商业逻辑和管理合理性——或者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在做什么，但因为他们成功了，就去跟着新闻报道里或他们自称的那些做法去模仿。您怎么看？
菲佛：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你可以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但其实别人的情况通常非常特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单个样本毫无说服力，一百个样本相比起来才更可靠。那些极端的成功案例，很多是碰运气，就像在赌场里看到有人连续掷出十次正面——这完全可能发生，但你不该觉得自己也可以。赌场靠我们的错觉赚钱。就像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说的，你需要看相当样本基础上的统计规律，别用个例下结论。
杨斌：这种“跟随明星”人云亦云的风气，与庞大的管理咨询行业是否有直接关系？全球有很多公司每年花大价钱聘请顶级咨询公司，主要是为了购买所谓的最佳实践，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当所有公司都花重金去买同一套“最佳实践”，对它们到底有什么实际影响？
菲佛：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模仿你的做法，我基本上会得到同样水平的成果。在我这些年写的几本书里，我一直强调：要想获得超额回报，就要找到自己的路。你需要做一个引领者，不是追随者。学习别人在做什么是有用的，但一定不要试图复制他们——复制只会让你得到跟别人差不多的结果，模仿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晚起步，也可能因为时机不对了，模仿反而带来失败。
咨询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复制你的产品，除非我能卖得更便宜，否则别人凭什么买我的而不买你的？想一想那些在产品上做出了差异化的公司：苹果不会复制其他人，iPhone不是复制品。在中国，我听说比亚迪也不复制特斯拉——虽然我没见过比亚迪的车，但别人告诉我比亚迪比特斯拉做得还要好。成功的方式是做得与别人不同，而不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这个道理放在产品策略上说得通，放在别的地方也都说得通。
杨斌：完全同意。刚才您提到苹果的产品创新，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2010年iPad发布后，紧接着的十几个月里出了好多模仿者、仿制品，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很多模仿者，甚至都没有理解iPad的本质，也缺乏生态支撑。
菲佛：模仿可能在某个阶段也是有价值的，但不可持续。就我所知道的，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复制别人的产品——电子产品、生物技术，当然能做得更高效、低成本。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本土技术的兴起，中国在进行自主的药物研发，汽车行业也在做创新的原创产品。其他行业也一样，所以不再是复制了，而是在引领。
杨斌：除了咨询业，作为学术同行，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危险的言论实际上是从商学院扩散出去的，通过案例教学或课程交付。有时我们过度包装那些成功的公司，并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一些神奇的管理框架，其实完全可能是因为经济周期或其他一些因素。作为斯坦福商学院的资深教授，您如何看待商学院在制造管理幻觉上应负的责任，以及应该做出哪些具体改变？
菲佛：归因必须科学。商学院真正该教的，是如何寻求确凿证据和实践——循证管理。现在已经有循证管理中心，总部设在荷兰，参与创办的有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丹妮丝·卢梭（Denise Rousseau）。我们需要教人们批判性思维、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怎么做实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统计软件的普及，现在在网上就可以做社会实验。许多组织现在实际上都在尝试——尤其是营销领域——他们会重新设计网站看哪种颜色效果好，或者重新设计广告看哪个版本跑得好，这就是AB测试。这就是一个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例子——试图从数据中学习，而不是靠老经验或者只是跟风。这种思路开始进入管理领域了，尤其是在营销和广告方面，但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进入管理的各个部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03
AI时代，管理的本质是否发生改变？
杨斌：今天的商业环境变化迅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过去提出的一些管理观点，您认为这些观点是否仍然适用？
菲佛：我认为不过时，恰恰相反，我觉得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事物在本质上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几十年来，几个世纪以来，就像人工智能一样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蒸汽机的发明、汽车内燃机、飞机、电话和电报、太空旅行、互联网的发展……人类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甚至追溯到农耕时代——种植植物、庄稼、肥料。技术在变，社会制度也一直在变。
但不变的是：我们应该看数据怎么说，看证据指向哪里。人们应该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提出问题和进行实验，从这些实验中学习。不管是五六十年前培育新品种水稻，还是今天开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科学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杨斌：确实是这样，科学方法的本质跨越时代和周期，虽然表现形式会与时俱进。让我们说说管理教育的变与不变。MBA教育是在1908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课程总是那些六到八门核心课程，加上一些选修。您觉得我们在当下应该怎么创新，去适应当下的商业实践？
菲佛：我认为教人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教人们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统计学课上曾经学过，但更多是从统计技术角度教的，不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但是一个好的统计学课教人们怎么做推断、如何思考概率定律——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今天可能尤其有用。
杨斌：所以您的意思是理工科背景的人更适合接受现在的MBA教育？
菲佛：对。
杨斌：也许您并不知道，在中国，许多商学院正在进行一些改革，在搞“科技MBA”、科技商学院，把技术和MBA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把商学院和大学里头的其他院系结合起来。您觉得这个方向对吗？
菲佛：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但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是正确的方向。
04
AI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杨斌：咱们聊聊AI和管理吧。有些人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管理里那些现在是人在做的部分会大量地被取代。但您总是在说，权力、人脉、关系对职业成功很重要、对组织发展很重要。您怎么看AI、人和未来的管理？
菲佛：我倒觉得AI的发展反而让人际关系变得比之前更重要了。我有个朋友，他创办了一家活跃于医疗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公司。他说人工智能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复制模型，但他们无法复制的东西是社会关系。作为一名杰出的教授商学的老师，你讲的东西别人也能讲，复制你的教学内容是可能的，但唯一能带给你竞争优势的，是那些不容易被复制的东西。模型容易复制，但社会关系不容易复制。所以它反而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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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MBA教育的价值在哪里？
杨斌：如今，很多年轻人有一种强烈的技术精英主义倾向——他们相信只要技术领先、算法写得好、业绩做得好自然会被看到。所以觉得那些权力原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功没什么大用。您怎么看？
菲佛：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个观点。技术是在发展，但权力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当你说“业绩会自己说话”时——但得有人听见才行。就像对话的两个人，它需要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你的表现得有人注意到才行。如果没有，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没有人听到它发出了声音，那么就很难产生效果。
杨斌：对。您在《权力》里提到“核心圈”现象，以及人们应该如何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何利用。还有那些结构上重要的位置——甚至一些并非高层级高薪水的岗位，如秘书、司机这些——他们不只是信息节点，也是权力节点。为什么你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事情比以前更重要？
菲佛：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知识时——上谷歌什么知识都能学到——唯一不是人人可得的就是关系网络。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必须想清楚什么能让你脱颖而出。到处都是为成功而奋斗的人，都在为同样的事情努力，差异化因素是什么？关系和联结越来越重要。
杨斌：那么今天，您还会鼓励年轻人接受MBA教育吗？
菲佛：读商学院就是花费很高，不光是钱，还要占用你两年的时间，所以需要自己权衡。我认为这是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求知欲，还要看是去读什么商学院。老实说，最好的商学院给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他们给你的品牌和人脉。
杨斌：我同意您的看法，读不读，读哪里，都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06
结语
在这场对话中，菲佛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命题：管理的真相，需要用证据说话。
面对AI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管理者更需要保持批判性思考，不盲目追逐热点，不简单复制所谓的成功经验，而是在真实情境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
真正的管理智慧，从来不在于追逐风口上的新词，而在于一套朴素的思维方式——尊重事实、基于证据、敢于质疑权威、善于从数据中学习。
在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时代，管理者需要以科学思维面对复杂问题，持续探索创新路径，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
嘉宾介绍
杨斌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学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杰弗瑞·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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