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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巴基斯坦《黎明报》(Dawn)刊发评论文章《人工智能的保障监督与善用:WAICO 可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学到什么》(Safeguarding and Harn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WAICO Can Learn from the IAEA)。
文章作者沙希德·艾哈迈德·马利克(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司长)与阿夫塔布·艾哈迈德·霍赫尔(巴基斯坦前驻奥地利/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认为,WAICO应当借鉴IAEA的经验,统筹安全、安保、发展与公平四大维度,在管控风险的同时,让各国能够无差别地共享人工智能红利。
2026年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上海成立,旨在推动国际合作,确保人工智能惠及大众、安全可控、公平普惠。WAICO由中国发起,目前已有29个成员国,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主,成员数量有望继续增加。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但WAICO若要有效发挥全球作用,需要吸纳南北各方国家,从以政府间合作为主的倡议发展为真正的多边机构。
与当年的核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既有改善人类生活的巨大潜力,也带来滥用、失序与危害的风险。WAICO的任务不只是管控人工智能,更是构建一套国际框架,在管控风险的同时让各国无差别地共享技术红利。为此,WAICO应当借鉴近70年前面临相似困境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经验。
1945年,世界迈入核时代。原子弹证明,科学进步既能重塑国家间的战略平衡,也可能摧毁人类文明;但同样的科学,也在医疗、农业、工业与能源领域带来巨大潜力。当时的难题并不是核技术是否应当存在,而是如何防范其毁灭性用途,同时释放其和平价值。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原子用于和平”倡议,推动了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立。IAEA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国际核领域的“执法者”,其职能还涵盖核和平利用、科技信息交流、人才培训、保障监督和安全标准制定。它的核心主张是:提升核技术安全性的同时,不能阻碍人类从中获益。对WAICO而言,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启示。
此后,IAEA逐步发展出保障监督与核查、技术合作、核安全与核安保等多项互补职能。一个只规定各国“不能做什么”的国际组织,终将遭遇阻力;若同时帮助各国实现正当发展目标,才能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
如今,人工智能让人类面临相似的处境。人工智能有望变革医疗、教育、农业、能源、制造业、公共行政与科研等领域,发展中国家也可借此突破长期存在的发展瓶颈,例如为偏远地区的基层医护人员提供诊断工具,或通过气象数据分析优化种植规划。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带来就业岗位流失、虚假信息、网络攻击与欺诈等风险。最受关切的是,一旦AI算法具备类人行为、能够自主决策,部分决策可能产生极大危害。
国际社会由此面临与核时代初期相似的命题:如何确保这项强大的新技术服务于人类进步,同时不让其破坏性潜能失控?
但WAICO不应简单照搬IAEA模式。人工智能系统大多以软件为载体,传播广、迭代快,研发主体是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大量私营企业与科研人员。即便如此,IAEA的制度逻辑依然能为治理这项颠覆性技术提供重要启示:治理风险的同时,不能否定技术本身带来的价值。
第一,风险管理不能与发展相割裂。人工智能治理不应等同于管控约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问题不是如何限制人工智能,而是如何获取人工智能。全球AI治理存在分化风险:一部分国家掌握先进AI能力,另一部分国家只能遵守他国制定的规则。
WAICO可以将国际能力建设确立为核心支柱之一,在中国提出的五年内提供5000个培训与研讨名额、联合地区组织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计划的基础上,打造常态化的多边能力建设项目。
目标不只是教会各国使用AI应用,而是帮助各国构建本土人工智能能力,涵盖高校、科研机构、监管机构、工程人才、数据基础设施和AI生态。
第二,构建人工智能保障监督理念。信任不能只建立在国家或企业的自主申报之上。人工智能需要不同于核领域的保障监督形式:目标不是阻止各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这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而是识别并管控影响力极高的技术能力,确保其研发和应用遵守各方商定的保障规则。
这一体系可包括按风险潜力对AI能力或系统分级的标准、国际标准、透明机制、风险评估、报告安排、测试方法以及对承诺事项的核查。
WAICO可以帮助各国和企业申报其先进AI系统,并开放接受独立核查与风险评估,借鉴IAEA保障监督体系和同行评审方法,开展持续监测与国际核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AI系统进行干预式管控,而是建立以风险为导向、聚焦最具影响力的能力和应用的国际核验机制。
第三,人工智能安全应成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与核事故一样,人工智能风险具有跨境性:先进AI系统发生重大故障,或高能力系统被恶意利用,影响可能远超研发国国界。
WAICO可以推动形成国际公认的人工智能安全原则、技术标准、测试方法和事件报告机制,并搭建平台,供各国共享AI故障与险情信息。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追责,而是降低同类事故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概率。
第四,安全与安保应加以区分。安全针对的是事故、故障和非故意造成的损害,安保针对的是蓄意滥用、操控和攻击。人工智能治理两者都不可或缺:AI系统造成危害,既可能源于意外故障,也可能是个人、机构、团体或国家蓄意利用的结果。
区分这两类风险,有助于WAICO制定更清晰的法律、监管和伦理应对措施,设立相互独立、互为补充的人工智能安全项目与安保项目。
第五,仅有标准远远不够,人才与机构至关重要。国际标准只有在各国具备相应机构和人才时才能真正落地。发展中国家即便出台了完善的人工智能立法,仍可能缺少AI工程师、监管人员、实验室、测试设施,以及能够从人工智能中受益的高校。
WAICO可以参考IAEA技术合作项目,设立区域人工智能卓越中心、培训项目、奖学金、实验室和监管能力建设项目,从一个起草国际宣言的机构,转变为切实帮助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落实治理规则的机构。
人工智能不等同于核技术。 核材料可以实现实体管控与台账核查;但AI软件几乎可以瞬时跨境复制、修改、传播,这使得管控与溯源核查工作极为复杂。
核技术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研发应用集中在数量有限的设施内;人工智能研发则高度分散化。 因此WAICO不能直接照搬移植IAEA模式。
可以借鉴的是IAEA多目标平衡的治理理念:推动和平应用、建设各国本土能力、制定国际安全与安保标准、防范技术滥用。 IAEA的实践证明,国际治理体系可以同步兼顾上述多重目标。 秉持这套多目标平衡思路,WAICO将能够为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近七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探索如何治理与赋能一类技术:这类技术既能创造巨大价值,同时也伴随重大风险。 IAEA并非完美无缺的机构。 和所有国际机构一样,它存在自身局限、承受各类政治压力,并且需要持续适配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但如果不去总结其成功经验、失败教训以及应对挑战的思路,并将相关启示运用到这项21世纪最具变革性技术的治理当中,则是一种失误。
1953年,艾森豪威尔呼吁全球探索路径,将原子能从毁灭工具转化为和平力量。 IAEA正是这一愿景最主要的制度载体之一。 七十余年后,人类又迎来另一项具备颠覆性变革能力的技术。
但当下的挑战,已经不能简单类比于当年的“原子用于和平”议题。
当今核心命题,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人类,而非支配甚至毁灭人类。 WAICO发起方有机会搭建以该核心宗旨为根本的国际机构。 应当将安全与安保作为核心要务,同时同等重视发展与能力建设。 应当搭建国际合作机制,同时不能设置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红利。 在制定国际标准的同时,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差异。 同时建立重大风险处置机制,不必试图用单一全球框架管控全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953年,国际社会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倡议,成立IAEA,让“原子用于和平”从构想落地为制度实践。 如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同等高度的重视与回应。 倘若WAICO能够统筹安全、安保、发展与公平四大维度,将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促和平、人工智能助发展、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目标。
作者简介
沙希德·艾哈迈德·马利克,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司长;阿夫塔布·艾哈迈德·霍赫尔,巴基斯坦前驻奥地利/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
参考文献
Mallick, Shahid Ahmed, and Aftab Ahmad Khokher. 2026. “Safeguarding and Harnessing AI: What WAICO Can Learn from the IAEA.” Dawn, September 25. https://www.dawn.com/news/2032521.
编辑|李纯臻
终审|梁正 王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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