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ive self/vulnerable body: self-tracking, overworking culture, and conflicted data practices

自我追踪是指个人收集、分析和解读个人数据的一种个性化健康治理方式，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内化规范来建立负责任的自我。然而，技术承诺往往与各种社会因素存在冲突，如繁重的工作安排、缺乏动力、压力和焦虑，这些因素无法实现健康成果。为了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本文将自我追踪置于中国过度工作文化的背景下，并借助半结构化和深入访谈来揭示过度工作人群与自我追踪数据的交互和解读模式。它建立在当前自我追踪文献的基础上，并涉及科学技术研究的理论，特别是社会材料组合（Lupton 2016）和技术中介（Verbeek 2005），以一种情境化的方式研究自我追踪，将微观（数据阅读、可视化和设计中的情感元素）与宏观（工作和工作场所、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上下文联系起来。通过调查自我追踪技术用户内化、反思或抵制的社会背景，本文认为生产力和价值取向的假设以及工作场所文化塑造了密集（有时是不可能的）自我关怀和健康的想象，这是技术设计和用户情感体验中嵌入的能力内在化。用户通过实施不同的设计元素和社会背景来构建自我追踪的两种不同的数据实践。

研究自我追踪在中国超时工作文化中的应用和影响，探讨社会因素对自我追踪的影响。

使用社会物质组合和技术中介理论，将自我追踪与工作场所、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相联系，研究用户如何通过不同的设计元素和社会背景来实践自我追踪。

论文使用半结构化和深度访谈，揭示了超时工作者与自我追踪数据的交互和解释模式。研究发现，生产力和价值导向的假设以及工作文化塑造了超负荷的自我关爱和健康想象，用户通过实践不同的设计元素和社会背景来实现自我追踪。

近期的相关研究包括Lupton（2016）的社会物质组合和Verbeek（2005）的技术中介理论。